随着我国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基本养老保险出现了基金收支失衡并逐步扩大、省际间差异显著、替代率水平较低、基金弹性不足等问题,而同样作为我国养老结构三大支柱之一的商业性质养老则面临低渗透率、发展滞后等现实困境。长期以来我国过度倚靠第一支柱,其占比超70%,第三支柱发挥的补充效果极为有限,而美日荷等发达国家均以二三支柱为主,其中的可取之处亦值得借鉴。现阶段人口区域性、结构性失衡诱发的养老危机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长远发展,故如何协调好两者间的关系从而缓解基本养老保险财政压力并充分发挥商业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本文从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养老保险影响的角度出发,分析“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究竟何种效应更胜一筹,由此探究出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协调发展的运作机制以保障退休后生活的幸福度。本文借助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家庭微观数据,并在Probi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工具变量,将“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状态”、“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状态”分别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引入“所属区域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所属区域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缓解内生性。借助2SLS框架下的实证结果,发现IV-Probit模型估计下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有着显著的互补效应,即互补性超越了替代性,也即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持续“扩面”与商业养老保险快速发展的大环境并不是矛盾的关系。但是,区域经济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同住人数、年龄等条件影响下的“积极效果”有所差异,甚至出现了不显著的状况。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对症下药,针对不同主体、不同区域提出了微小的建议以此助力“基本养老保险稳底盘、商业养老保险补短板”政策效果的有效实现。其一,商业保险公司应持续发力商业养老保险“供给侧”改革,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情况及保险业发达程度设计差异化产品并丰富产品矩阵,同时积极普及保险知识以提升保险素养。其二,政府应着力解决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机制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加大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商业养老基金的运作管理机制。其三,多部门联动,明确监管范围与权限以实现精准监管,提升市场的有效性,破除人们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固有偏见,着力引导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