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我国即将于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然而,在绝对贫困得以全面消除的“后贫困时代”,多维贫困、相对贫困以及潜在的贫困脆弱性问题依然存在。疾病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贫困诱因,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是脱贫攻坚“硬骨头”的主攻方向。在因病致贫的“病”中,慢性病因其病因复杂、病程时间长、迁延不愈、易引发并发症等特点,成为拖累家庭因病陷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因素。众多医学证据表明,吸烟是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病等众多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中国是全球烟草流行重灾区,是世界最大的烟草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烟草使用给中国公共卫生带来巨大危害,与此同时,购买烟草产品的支出约占吸烟者生活消费支出的1/5,这一挤占效应对贫困群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国内外已有针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搭建适用于烟草这一特殊消费品的致贫效应研究框架,并尝试探究其内在传导机制,以期弥补我国基于消费行为视角的致贫效应研究的不足,对我国“后贫困时代”的新型减贫政策体系构建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本文共8章,除了第1章引言之外,其他章节的主要内容和结论总结如下。在第2章规范研究中,首先,本章基于贫困理论的发展脉络,按照绝对贫困论、相对贫困论、社会排斥论、可行能力论和多维贫困论的理论演进梳理并评述相关文献;其次,对本文主要探讨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资产贫困和贫困脆弱性四个概念,界定其含义范畴,总结其主要测度方法和研究框架,并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总结评述;最后,从健康人力资本、灾难性健康冲击和对生活支出挤占的角度,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探索烟草消费的致贫机制,并提出本文实证部分的主要研究假设。对于烟草消费致贫效应和机制的研究主要从以下4个章节展开:第3章为研究烟草消费对收入贫困的影响。本章基于衡量收入贫困的FGT指数,利用CFPS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究烟草消费对收入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强度的影响,并探索其主要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烟草消费会显著增加个人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且会加深已经贫困群体的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强度。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烟草消费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可能的传导机制为健康人力资本,即烟草消费会导致个人患病概率增加进而导致劳动报酬降低,并且这一影响在私营企业以及外企等以绩效工资为主的单位尤其显著。第4章为研究烟草消费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本章基于衡量多维贫困的A-F双界限法,利用CFPS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选取消费、健康、医保和福利四个维度,探究我国吸烟群体的单维及多维贫困状况,估计烟草消费对单维、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进一步通过对多维贫困的分解分析,探索吸烟群体多维贫困的主要成因。研究结果表明,烟草消费会显著增加男性健康维度和福利维度的单维贫困发生率,而对消费和医保维度未发现显著影响;进一步对女性的估计结果表明,烟草消费对女性单维及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与男性一致,仅在医保维度存在异质性。烟草消费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增加,且对女性的影响更为严重。对多维贫困贡献率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健康和福利两个维度是吸烟者多维贫困的主要组成部分。第5章为研究烟草消费对城乡家庭资产贫困的影响。为保证家庭资产变量统计口径一致且观测期长度合适,本章选取CFPS2012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估计基于家庭生计和资产束的家庭资产指数,并基于两期资产指数构建家庭贫困动态转移矩阵,估计家庭资产动态变化路径,进一步探究烟草消费对家庭资产积累的影响。贫困动态转移矩阵结果表明,城市吸烟家庭的贫困动态转移更容易受资产多寡驱动,农村吸烟家庭因资产匮乏而陷贫的比例高于通过资产积累脱贫的比例;家庭资产动态变化路径表明,城乡吸烟家庭均不存在多重均衡的贫困陷阱,但农村吸烟家庭从贫困向非贫困的稳态均衡点收敛速度较慢。烟草消费会显著导致城市和农村家庭资产积累增速下降,可能的传导机制为健康冲击。第6章为研究烟草消费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保证家庭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统计口径一致且卷烟价格可得,本章选取CFPS2010和2012年两期面板数据,首先基于期望贫困脆弱性衡量方法估计家庭脆弱性指标,然后检验烟草消费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最后对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结果显示,烟草消费会显著导致家庭脆弱性程度增加,且对于期初即为吸烟状态的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而对期初未吸烟的家庭未呈现显著影响,表明烟草消费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显现。对于贫困脆弱性指标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吸烟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较高一部分来自于较低的预期消费支出,一部分来自于较高的预期消费波动;烟草消费导致的较低预期消费支出主要体现为对家庭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挤占,较高消费波动则是由于烟草消费对家庭储蓄的挤占,导致家庭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外在风险时,平滑消费的能力较差。鉴于烟草消费会对个人和家庭贫困带来多层次的影响,本文在第7章进一步从政策干预的角度出发,探究作为控制烟草消费,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烟草消费最有效的控烟手段—价格和税收政策—对降低吸烟量的作用,对由烟草消费支出导致的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状况的缓解,以及对个人和政府成本收益变动的影响。对卷烟价格需求弹性的测算结果表明,无论全样本还是分城乡的子样本,贫困群体价格敏感度更高,表明提高烟草税进而提高卷烟价格对降低贫困群体卷烟消费量的作用效果更大。模拟提税的结果表明,提高卷烟消费税并且考虑戒烟行为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由于卷烟消费带来的相对贫困均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以达到“健康中国2030”吸烟率为目标的模拟提税提价结果表明,提税提价带来的吸烟量下降可以释放低收入吸烟家庭被烟草消费挤占的收入,带来的戒烟效果可以节省低收入吸烟家庭的疾病医疗支出,二者均可减小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提高个人及家庭的福利水平;提税提价后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高收入组,节省的医疗支出则主要来源于低收入组,提税提价增加的税收收入和节省的医疗开支可以覆盖约2/3的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是国家“健康扶贫”医疗补助支出的20倍以上。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首先,在贫困治理手段上,本文建议综合利用现代财税制度提升贫困治理能力。提高卷烟消费税进而提高卷烟价格,可以促使吸烟者减少吸烟量甚至戒烟,从而缓解因烟草消费导致的各类可行能力剥夺,提高个人或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减轻政府在保障国民健康方面的公共医疗支出;同时,如果能将增加的卷烟消费税收入,专项应用于健康促进项目,形成良性政策循环机制,对于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其次,在贫困识别机制上,本文建议将烟草消费行为纳入精准扶贫识别机制。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本文建议应建立基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预防性扶贫机制,定位脆弱家庭,并建立贫困脆弱性数据监测体系,动态追踪脆弱性程度较高的贫困边缘家庭,在此过程中,将家庭的烟草消费行为纳入家庭脆弱性考评机制,从预防性扶贫的角度提高精准扶贫瞄准机制的有效性。最后,在减贫政策体系构建上,本文建议通过对现代化财政政策以及公共卫生政策的综合运用,来构建新型的减贫政策体系。将视角前移并拓宽至预防性的公共卫生政策、具有行为矫正功能的财税政策,使得潜在瞄准群体能够受到多维度政策辐射,减弱甚至避免其对补贴性扶贫政策的深度依赖,鼓励其提高自我发展意愿和能力,督促其通过内在动力摆脱贫困处境。通过患病率下降而节省的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可以用于对低收入人群的医保覆盖,进一步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