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林共有摩崖造像217龛、大小719尊,至迟于隋代即开始造像,直至明清时期仍有零星的开凿,延续时间逾千年之久,其中以初唐时期所造数量最多。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高潮,各种佛事活动非常活跃:译经、写经、建寺、立塔、造像……,桂林正是在这种风气熏染之下呈现出大量开凿造像的势头。目前学界对于这批材料了解不多,对其来源的判断也大相径庭。因此,查清桂林造像的分布地点,厘清桂林造像的发展演变规律,从而究明桂林造像的源头以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采用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对桂林摩崖造像中的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等进行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桂林造像分为五期:第一期,隋代至唐朝初年,个别造像可能早至南朝末年。这一时期,由于大量的僧人从海路往来于中印之间,桂林早期笈多风格萨尔纳特式造像的出现应该是泛海而来。第二期,初唐时期,主要是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一期造像的数量是桂林各个时期中最多的,根据其演变情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三期,盛唐时期,这一期数量大为减少,造像分布范围缩小。第四期,中晚唐时期,这时仅在少数地点有零星地造像。第五期,五代、北宋时期,造像活动有所反弹,但是题材的丰富性及造型的艺术性已不及唐代巅峰时期。造像题材是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一些特殊题材造像的研究可以起到追根溯源的作用。通过对桂林特殊的优填王像、菩提瑞像、观音像（仅指当地特有的双足外撇式观音）的研究,发现这些题材和某些特殊做法均源于长安、洛阳地区。这些造像在桂林的出现,各自有着深层的历史背景:与王玄策带回印度造像、僧人经由海路赴印求法、宦官监军等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桂林摩崖造像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保留了典型的印度笈多时期萨尔纳特式造像的特征,薄衣贴体,不显衣纹;较多采用结跏趺坐姿的胁侍菩萨,独创了在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中,一侧胁侍菩萨采用立姿、另一侧采用结跏趺坐姿的新形式;在瘗龛的外框也采用了少见于其他地区、独具地方特色的多种装饰纹样。隋唐之际,桂林摩崖造像受到多个地区的直接影响,印度、长安和洛阳是最主要的三个来源地。隋至唐初,受到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桂林模仿由海路自印度传来的萨尔纳特式佛像,开始了本地造像的历史。自高宗以降,优填王像、菩提瑞像等特殊题材、“六拏具”式装饰^[1]、六连弧纹、莲花化生等纹样、骨灰葬于瘗穴的瘗葬方式等均由两京地区传来,显示出印度直接影响的终止,转而完全受两京地区影响的趋势。另外,桂林摩崖造像也对广西博白宴石山摩崖造像产生了影响,该地晚唐所开凿的3铺造像极有可能模仿的是桂林初唐时期的造像。汉末至唐代以来,桂林民众崇信佛教的发展过程相当缓慢。汉化程度不高、地方特有的多种崇拜对象等因素一直制约着佛教在当地进一步普及,信徒一直以北来的人群为主。唐代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出现了众多的寺院和造像。从桂林摩崖造像仅有的十余方题记所见功德主有官员、僧人、百姓。但是,大量没有题记的造像功德主以北方被贬谪、流放而来的官员及其亲属为主,甚至可见粟特人的身影。造像主对西方净土思想较为崇信。而当地大多数百姓有多种地方崇拜,对佛教的信仰相当的淡薄。唐末时期,由于徐泗地区无限度的售卖僧人度牒,该地无法征募到替代桂州戍守的军人,导致“庞勋之乱”,连锁反应之下,遂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说法。于是,唐末导致亡国的战乱、佛教的失序和始于桂林的“星星之火”就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