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长期积淀起来的“三农”问题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要解决“三农”问题，应当从何入手?本文一改通常研究“就事论事”的研究惯性，试图从影响“三农”的基础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视角，研究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显然，此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本领域的研究现状看，考察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相关研究大都发现了公共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大多研究集中在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GDP的影响，较少从更深入层面，比如从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技术效率进而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视角研究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的影响。对于农村基础设施效应的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而较少采用面板数据，尤其是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因而说服力不够充分。本文拟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业技术效率——农业生产增长”三者关系及其影响和传导机制的视角，更深层和更具体地探讨和揭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力图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本文在整理关于农村基础设施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和进一步阐述，从定性和定量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制度改革的新思路。从定性研究看，“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理论、“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赫尔希曼的“引致决策最大化”理论，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理论等都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特性、农业的弱质产业特征以及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的特征也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必要性。定量关系的分析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所在，从定量的角度而言：第一，本研究以农业R&D为例，考察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与中国农业增长之间在时间序列层面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确实存在正相关，且只存在农业R&D公共投资到农业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二，本研究根据中国的行政区划、农业地理区位以及农业生态特征，将中国划分为八个农业区域，运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公共投资都显著改善了农业技术效率。第三，运用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田水利灌溉、农村电力、农业科研和农村教育四类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和劳动投入与农业增长的关系为反向的，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公共投资增加等原因弥补了这两类传统投入的递减。农业机械的产出弹性最大，且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均为正向的。第四，投资需求往往大于投资供给，尤其在中国农村公共投资欠账过多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应当有先后顺序。本研究讨论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优先序列问题，发现农业科研、农村电力和农村教育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积极影响最明显。第五，本研究还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农村区域差距的“贡献”，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分布不均衡是拉大中国农村区域差距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前述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并针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借鉴和总结了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成功经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以政府为主；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民共同参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旨在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所以应当鼓励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确立和尊重农民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决策中的主体地位，这也是提升公共投资效率的重要保障。此外，在不同地区、以及在同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主体构成不同，因而要采用不同的组织模式，以便更有效地服务“三农”。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就中国目前而言，“投资多少”、“谁来投资”、“投资在哪些领域”、“先后顺序如何确定”等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通过相关研究不同程度地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借以展开的基本理念与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第一，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应坚持“兼顾公平与效率”和“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两个基本原则；第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决策程序，实行“自下而上”的投资决策机制；第三，应根据中国各地区的不同农业资源禀赋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基础与水平分别采取不同的投资优先序，以确保投资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技术效率，促进农业增长；第四，应创造条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第五，应强化对公共投资的监督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