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管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西晋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质疑以来，《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在《管子》的成书年代、学派归属、文字校勘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较大突破。然而，由于《管子》通常被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杂烩”，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管子》的部分章节而不是全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如此就难以形成对《管子》伦理思想的整体把握，也明显缺乏对《管子》伦理思想的系统探讨。其实，《管子》并不仅仅是诸子百家的语录汇编，而是有其较为系统且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　　 《管子》关注的是社会治乱，是个体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有序，因而它的伦理思想直面现实并根源于现实，明显具有现实主义品格，但这并不是说它的伦理思想缺乏形上的理论之思。与之相反，形上的价值追求与形下的道德实践相结合是《管子》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它以虚无之道为道德哲学基础，以人性之真为人事活动理据，将虚无之道与人性之真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形式多样和主旨明确的伦理思想架构。本文主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文本考辨与义理分析、比较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道德根据、道德范畴、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等几个方面，对《管子》的伦理思想做出较为详尽且系统的研究。　　 《管子》对道德根据的思考完全摒弃了西周时期畅行的天命论，指出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不是受命于宗教之天，而是要遵从于虚无之道。作为宇宙万物的基础，道是生命之根、德性之源，其在现实世界中具体表现为一种天、地、人的和谐秩序，而人们的行为惟有合乎虚无之道，方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道也因此成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根据。在此基础上，《管子》又对现世之人做出了精密斟思，并形成了义利统一、公私兼顾、名实相符、德福一致的道德认识。而且，《管子》认为虚无之道不是先验地内在于人心之中、加之人性之中具有趋利避害之情性，而这种情性如若任其随意发展，就极易发展成恶行，因而乃需要人们主动地运用心之思、辩、学的功能，自觉地接受外在的道德教化与进行内在的道德修养。正是基于此，《管子》提出了道德教化与道德修养的具体原则、方法与途径，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成就道德理想人格，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　　 在对《管子》上述伦理思想的梳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管子》伦理思想中明显具有经济与道德的互动、刑法与德礼的辩证以及对因循之方的推扬等理论特性，这对当今社会精神文明的构建与道德水准的提升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