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广播技术传入中国以后,《申报》、《东方杂志》、《晨报》、《大公报》、《滨江时报》、《大北新报》等媒体的积极宣传,使得无线电广播逐渐为普通国人所认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年刊》开我国广播专业书刊的先河。随着无线电广播在我国的发展,上海和东北地区相继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广播电台和收音群体。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收音计划,早期广播电台的播音内容中,已经设有教育节目,但时间还不固定、内容亦有缺陷,不成体系。随着各地广播电台的发展以及播音对教育的积极作用逐渐被人们认识,播音在各种教育机关如学校及民众教育馆在得到推广,教育性质的播音逐渐增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广播电台和北平育英广播电台等教育电台开始出现。中央广播电台及各省地方广播电台担负起了早期播音人才培养的任务,中央广播电台管理处先后开办三期训练班,人才培养逐步完善。早期教育播音零散的发展为后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奠定了基础,广播电台的逐渐增多、收音机的普遍装设使得教育播音具备物质上的基础,广播在宣扬文化、普及教育方面的巨大作用使得教育播音的观念深入人心。1935年教育部采取一系列措施,正式在全国范围推广播音教育,教育播音事业在全国获得了良好发展,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教育播音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抗战爆发后,形势对教育播音的发展很不利,建立不久的广播电台部分遭到日本的破坏,收音机也受到很大损失,教育播音的物质基础受到巨大的破坏,与此同时随着政府的西迁,西部地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抗战胜利后,教育播音事业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和提倡,教育播音的基础设施开始恢复,节目设置也有所调整,与此前教育播音节目的不同体现在参与教育播音的广播电台在地域范围、在经营性质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充。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教育播音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推进十分有限。早期教育播音人才的培养形成了以中央培养为主,地方及其他机构培养为辅的格局,并且形成由学校、国民党支部、民众教育馆等收音单位出入、教育部、中央广播电台、各地方电台等播音机关组织训练的培养模式。教育播音事业的推行需要相关的政策来保证实施,同时又需要相关的法规规范其发展,教育部及国民政府相继颁布相关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可以按内容分为人才培养、实施办法、节目改进等,对教育播音各个方面进行指导。民国时期出版的电化教育刊物有《广播周报》、《播音教育月刊》、《电化教育》、《电影与播音》等,另外教育部根据教育播音的内容,出版了一套《播音教育小丛书》。广播电台和收音装置构成了广播事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是教育播音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完善程度和科技含量也是无线电广播技术生动体现。镇江民众教育馆持续开展了“定位电播教学”和“巡回电播教学”活动,成效明显,后建立起空中学校,通过播音的形式开展系统的民众教育工作。教育播音在普通中学中的推广有利于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民国时期,高等学校是教育部推行民众教育的依托机构,地方上民众教育的推行多由高校负责,高校自然成为教育播音的积极参与者,高校成立教育广播电台,积极利用广播电台进行教育播音,不仅教育播音的讲师大部分来自高校,而且各高校还设置相关的专业,培养教育播音的专业人才。陶行知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技术手段,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教育播音作为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社会的利器。陈果夫作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创始人,为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推动了教育播音的发展。陈礼江1936年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积极推动先进教育技术的应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大力倡导播音教育,为教育播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赵元任在中国播音教育的起步时期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和有益的尝试,为民国时期播音教育乃至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纵观民国时期教育播音的发展,可以看出它是在不断的反思与检讨中取得发展的,时人注意对当时教育部及各地推行的教育播音进行总结与回顾,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此促进教育播音的不断发展完善。民国时期教育播音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基础设施的完善,二是播音教育性的增强,从民国时期的教训经验可以反思当前教育播音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政治局势的稳定对社会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同时教育播音事业的发展要靠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政府的提倡推广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民众的积极参与则直接影响着教育播音的成效,教育播音民国时期的教育播音在先驱工作者们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懈尝试和努力下,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国家、民族与自身需求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