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疾病书写”现象有着深远的传统,可谓贯通古今、广布中外。与二战后的“荒诞派”戏剧一脉相承,五十年代末步入文坛的犹太裔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作品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疾病的意象。本文以病理学为划分基础,聚焦品特从《房间》(The Room)到《归于尘土》(Ashesto Asheso)等十五部涉及疾病书写的戏剧作品,深入剖析其中的疾病语境,探索疾病在其戏剧中的价值与功用。首先,在文学范畴中探讨“疾病”,既囊括了生物学与病理学意义上的“非健康”,也包含伦理与文化意义上的“非正常”;传统疾病书写史按照这一划分标准有着将疾病“妖魔化”和“浪漫化”两种书写路径。六十年代,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以“反对阐释”为口号,对疾病的文化隐喻进行了强烈抨击,为疾病书写的转向做了理论准备。以品特为代表的一系列“荒诞派”剧作家,正是这一疾病书写后现代转向的最突出贡献者。其次,结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与规训理论,可知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多是由霸权压制而产生,但其中的规训作用已受到挑战;以犹太人为主的少数族裔一方面充当了疾病的承担者,一方面又借助疾病实施抵抗的行动;包括癔症性失明、失语症等在内的一系列疾病形式成为抵制霸权的战术。由此,病理层面上的疾病借助作为“他者”的承载主体,在戏剧文本中实现了戏剧化的偏离。再者,结合古典及现代戏剧理论,可知品特借疾病书写打破了戏剧的审美传统,不仅实现了悲剧动力由外向内的转化,而且消解了戏剧明晰的完整性,更使英雄主人公走下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