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与黑格尔表达了不同的立法思想。本文依托原著文本,以比较研究的视角,一方面立足法哲学对二人立法思想的哲学方法基础进行探究;另一方面立足立法实践,对二人立法理论的差异性进行分析,以此两方面展现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立法思想的超越性所在。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从自由意志出发,表达了法和国家的精神属性。黑格尔的立法思想建立在这种观念论哲学的基础上,致使其立法思想不可避免地脱离现实。在讨论立法权和国家制度的关系时,黑格尔认为是国家制度决定立法权,立法权从属于国家制度。这一结论,一方面是对国家制度合法性的侵害,具体体现在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二律背反上;另一方面也是对立法权的现实经验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无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可黑格尔国家产生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阐述,但不同的地方在于,黑格尔仅仅是将发现的这种现实关系当作自己论证国家概念的过程和手段,其最终落脚点是国家理念,而马克思紧紧抓住这种现实关系,认为法和国家形式一样都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法是物质性的法,国家是物质性的国家。在对立法权和国家制度关系的讨论上,马克思牢牢把握立法权的现实经验基础,认为不是国家制度决定立法权,而是立法权决定国家制度,这样一方面避免了黑格尔阐述中的二律背反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其人民取向性的立法思想奠定了基础。黑格尔的立法思想具有鲜明的等级制特点,他认为君主贵族等统治阶级能够代表普遍利益,更应该主导立法,拥有立法权。它客观上起着维护君主和贵族阶级等统治者利益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对普遍利益最大的损害和遮蔽,认为立法权应该人民所有,只有人民才是普遍利益的现实基础和真正代表。马克思主张民主制的立法方式,认为每个人都有参与立法的权力。导致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二人不同的哲学基础,而这种差别本质上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人民取向性的立法思想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和等级制立法思想的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