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重庆的金融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有关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金融业的研究,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尚属空白。本文选择以重庆本地商业银行之一的川盐银行为重点考察对象,通过对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川盐银行档案和重庆银行公会档案,以及大量民国时期的有关经济类的文献、期刊和报纸资料等原始材料的梳理,对川盐银行在抗战时期业务发生的变迁情况进行探讨,以期能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抗战之前,重庆本地的川盐银行,业务趋向川省盐业,定性是侧重为盐业服务的专业银行。但抗战之中,川盐银行的业务获得了长足发展,不断增加存放款项,转变放款对象,投资工商实业,角逐保险市场,存废比期业务,拓展附属业务等,在业务经营方式上显示出经营重点已由为盐业服务转移到获取利润上来了,随着业务转型银行性质也由专业银行转变成为商业银行。川盐银行业务变迁的原因既有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原因,也有导致战时重庆银行界业务发生变迁的共同原因。战时川盐银行盐保市场的巨大损失是其业务变迁所具有的独特原因；战时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经济飞速迅猛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其变迁的首要原因；物价上涨的极大影响是其业务变迁的重要经济原因；国民政府对我国金融业的管制是其变迁的政治原因。川盐银行战时业务变迁最终使其利润率持续攀升,整个战争期间达到了其发展历程上的黄金时代。川盐商业银行的业务变迁,反映着我国战时西南大后方商业银行业务变迁趋势,代表着抗战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界业务变迁的共性。所以对川盐银行在抗战时期业务变迁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金融变迁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川盐银行业务变迁的状况考察和原因分析后得出启示,抗战前期,我国银行业界高速发展,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却对抗战经济形成了巨大的不利影响。国民政府适时的进行管制与引导,值得肯定。但国民政府没有注意配套改革中一系列相关制度建设的完善,中央银行体系制度建设中的不完备性在战争后期采取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管制最终失败。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的补充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但配套改革应相互兼顾。必须处理好金融市场、社会经济、国家政策三者间的配套措施,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否则将归于失败。在这三方间的关系处理上是值得引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