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交通事故现场发生的哄抢事件屡见不鲜，若在事件中出现纠集多人等“聚众”行为，即以罪刑法定原则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但由于类似黄某、李某聚众哄抢案的案件更多的是缺少“聚众”要件的群众哄抢行为，刑法理论对此类行为的定性问题颇有争议，由此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相关定罪量刑的困惑。争论焦点主要围绕犯罪行为人涉及何种罪名及其行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两个方面展开。为了探讨导致聚众哄抢罪不适应司法实践的深层原因，我们需要透析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立法沿革，分析立法背景的巨大变化，以此说明重新解析哄抢行为的必要性。司法机关对哄抢行为人除了进行非刑事处罚外，一般以聚众哄抢罪定罪。然而，聚众哄抢罪于1997年刑法中增设的初衷是打击不法分子煽动群众哄抢公私财物的现象，其犯罪客观要件与车祸现场哄抢行为大相径庭。基于此，有必要对此类行为重新定性。关于交通事故现场哄抢行为所涉罪名方面，文章以此种行为的行为特征与聚众哄抢罪客观方面对比为切入点，指出缺乏“聚众”的哄抢行为是以公然平和的方式非法获取财物。作为盗窃罪被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和一贯奉行的实务观点——秘密窃取说主张，公然性的存在让此类行为在本质上归属于抢夺行为。而近年来“平和窃取说”提出从“手段的暴力与平和性”角度区分盗窃罪和抢夺、抢劫罪，认为此类行为是针对松懈占有的财物，或以平和的手段对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实施非法占有，行为本身平和、平稳，不可能致人伤亡，应定为盗窃罪。但“平和窃取说”不仅强行嫁接德日的刑法理论观点，破坏我国刑法理论体系，而且将盗窃解释为可以公开进行超出了国民预测可能性，不宜采取。关于交通事故现场哄抢行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方面，有的观点认为哄抢行为人之间主观心理上没有发生联系，仅仅是相互知晓的同时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哄抢行为中犯罪行为人首先客观上形成合力，作为一个整体对被害人的反抗形成有效阻止，共同为非法占有财物目的的实现发挥作用。其次主观上明知自己不是孤立地进行违法行为，而是和其他哄抢人共同造成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结果，具有默示的犯意联络。因而可以判定，在同一个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哄抢的犯罪行为人，以共同的作用力先后加入侵占他人财物行为中，以默示的方式形成了犯意联络，构成共同犯罪。总而言之，缺乏聚众行为要件的交通事故现场哄抢行为应当成立抢夺罪的共同犯罪。在对车祸现场哄抢行为作出定性的基础上，为了规范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文章提出关于本案的启示。一方面，立法上，修改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为不纯正的聚众犯罪，将哄抢的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聚众”行为作为客观加重情节，并提高入罪的犯罪数额。另一方面，司法上，法官应结合“主客观相一致”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坚持刑法谦抑性的同时，结合全案情节具体分析，做到依法、准确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