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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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至此,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果说2008年是“行政问责年”的话,2009年则可称为是“问责制度建设年”。从地方到中央都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方式、问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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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至此,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果说2008年是“行政问责年”的话,2009年则可称为是“问责制度建设年”。从地方到中央都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救济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问责从“非制度化”走向了“制度化”。然而,问责的立法实践仍然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问责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着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偏窄,问责对象不确定,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对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进行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章阐述了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以及行政问责制“制度化”的价值;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建设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构想,包括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和完善行政问责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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