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级教育的考察

来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nev061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然而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同时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在逐年增长,且已形成足够的规模。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公共教育支出通过形成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分布产生影响,即公共教育支出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无疑为缓解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而公共教育支出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究竟如何,已有的研究尚未给出确定的答复。从这一点出发,本文对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等现有理论,立足于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本文对公共教育支出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机制进行分析,并建立模型。首先,本文将公共教育支出分为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三级,采用教育支出的滞后变量,建立实证分析模型研究了各级公共教育支出对收入差距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当公共教育支出规模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高中教育的公共教育支出规模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重要,高等教育、义务教育次之;与之相比,教育质量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高中教育降低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之后是高等教育,而义务教育支出的质量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其次,为更全面地把握收入差距问题,寻找其解决思路,本文又采用东部、中西部地区等分地域的划分方式考察公共教育支出各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所得结果说明,中西部地区公共教育支出规模能够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显著,东部地区公共教育质量提高对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更显著。
  结合分级和分地区的实证结果,本文对完善公共教育支出制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公共教育支出在保障规模时更要保证质量,避免过度投资,要在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规模时重视人力资本形成的效率;二是合理配置各级教育间教育资源,增加高中教育支出投入总额,提高普通高等教育质量;三是合理配置各地域间教育支出规模和教育质量,增加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总额,提高东部地区教育质量,促进教育达到更高层次的公平,从而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其他文献
目的:了解城市小学课后托管服务的供给现状,以遵义市城区小学为例,调研课后托管主要参与主体的需求及期望,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探讨课后托管的高效供给办法,为基础教育领域内的课后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方法: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国内外课后托管的供给情况;运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学生、家长、教师对课后托管的看法、需求、期望与建议,并通过统计学方法对所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采用访谈法了解5类参与主体对课后托管的态度与建议
学位
目的: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县域医疗服务体系运行效果,分析影响因素,为完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议。  方法: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量化研究对遵义市播州区县级医疗机构及医疗卫生共同体乡镇(中心)卫生院运行效果相关数据进行收集,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区(县)级医疗机构、乡镇(中心)卫生院、村卫生室医生及区(县)级医疗机构住院患者进行调查。运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根据研究目的运用S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源泉,代表着先进科学与生产技术。知识存量的多少已经成为企业间竞争成败的主要衡量指标。因而,高新技术企业中知识的承载者——知识型员工就成了争夺的目标。企业间的竞争,知识的创造、利用和增值,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都要靠知识型员工来发展。这一特性决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管理必须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管理必须加强对各类员工,尤其是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充
近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源流动越来越频繁,这一现象在高新技术领域尤其突出。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但客观上,这种频繁的流动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流动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就是两个突出的问题。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高新技术企业雇员流动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作了实证的研究。本文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合理有序地流动,并给高新技术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逐步推进,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开始变得愈加突出,文化产权交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成立时间较短,文化产权交易的模式、定价机制等均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因此,在文化产权的实际交易中,频频出现价格操纵行为,使得文化产权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应有的实际价值,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危害了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
杠杆率高企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中央“结构性去杠杆”思路的提出,就是要求我们去杠杆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宏观杠杆率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期在尽快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同时,尽可能的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不少学者基于此指出可以通过居民部门加杠杆来缓解我国快速去杠杆引起的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虚拟经济部门的高度膨胀,实体经济部门相继出现了金融化的现象。无独有偶,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实体企业也越来越热衷于向金融与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部门投资,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实业投资率却呈现持续下滑态势,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呈现背离的趋势。关于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的关系,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对此研究相对较少。特别的,
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去杠杆”的实施,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高杠杆的存在使得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债务危机的陷阱,会成为阻碍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债务风险积聚的背后会导致社会融资规模以及货币流动量 M1、M2 的增速与实体经济、宏观经济增速产生不对称性。在经济新时代下,全球经济将致力于偿还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降低企业债务风险。在中国,降低上市公司
学位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逐步推进和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入“钻石十年”发展阶段的逐步推进,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产业合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上,澜湄合作机制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启动,而联通则是该机制提出的五大优先发展方向之一。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更是进一步提出要积极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建设早见成效。澜湄五国不仅是“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中南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
学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打开贸易之门,与世界经济一同发展。积极引进外资助力自身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利用 FDI 金额由1984年的14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1310亿美元。在发展过程中,FDI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本,其正面影响不可忽视,显著提升了中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对中国的崛起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吸引 FDI 数额的不断增加,对中国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