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统地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表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但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那么简单。有关文学翻译,古今中外不少学者都提出了种种真知灼见,但各种理论都莫衷一是,表面上似乎相互矛盾,如译文读来应该像原作还是译文读来应该像译文等等。1991年,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翻译观。在关联翻译理论内,这些互不相容的理论观点被解释为不同读者对最佳关联的不同追求。关联翻译理论给翻译界带来了全新的视角。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理论中指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个明示过程,即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而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获得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另外,关联的交际原则是: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即听话人在付出有效的努力去理解话语后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两轮跨语言的明示—推理交际活动。第一轮由原作者与译者构成,其中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接受体;第二轮由译者与译文读者构成,译者是交际者,译文读者是接受体。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在两轮交际活动中,最佳关联性都是交际成功的保证。译者一方面要付出努力寻找原文的最佳关联,形成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同时译者也要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以最佳关联的方式传达给译文读者,因而,表达是翻译的第二步。因此,传递最佳关联性成为翻译的原则,即译者要确保读者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但由于不同语言及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文字结构、惯用法、表达法、语义表述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此外,由于译者的能力和职业素质也参差不齐,这些都使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达不到最佳关联,从而产生了可译性限度的问题。《围城》被誉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两部小说之一。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简单,并不引人入胜。它的可读性高,根本原因在于作者钱钟书对中西文化的信手拈来以及对语言炉火纯青般的掌握运用。这使小说充满了嬉笑怒骂、讽刺幽默,同时还表现了丰富的文化文字知识。《围城》的这些特点都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围城》的英译本主要采用了直接翻译为主间接翻译为辅的方法,旨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语言及文化的特点。《围城》中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及文化经英译后是否能达到最佳关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论文旨在从关联理论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鉴于此目的,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主要分为五章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作者在引言部分介绍了文学翻译的概念及各种标准;第一章则主要介绍了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第二章从关联理论角度分析了可译性限度的客观存在,并指出了引起可译性限度的具体原因;接着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了《围城》的风格特点及其英译运用的主要策略;第四章以《围城》为个案从语言、文化和译者三个方面分析了翻译中不能取得最佳关联的地方。以个案分析为基础,作者在第五章指出了解决不可译现象的相应的三个方法:直接翻译、间接翻译以及译者能力和职业道德的提高;最后,作者指出,文学翻译的目的决定其翻译应以直接翻译方法为主间接翻译翻译方法为辅;此外,由于文化不同导致的不可译,随着跨文化交际及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变为可译性的趋势比较大;但由于语言文字本身差异导致的不可译,则比文化的不可译更加复杂而更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