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退出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必然选择,明晰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于引导农户积极自主参与宅基地流转、提高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宅基地退出实践中广泛存在着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维权能力的不足、自愿程度低等问题,对其宅基地退出的自主响应程度带来消极影响,严重削弱了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效率。因此,面对差异化的退出政策和农户生计分化,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激活农户内生动力成为破解宅基地退出政策响应问题的重要发力点。本文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探讨了生计恢复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机理;以金寨县、余江区和宜城市为典型研究区,分析研究区农户特征及宅基地退出现状;构建了生计恢复力评价框架,评价农户生计恢复力并识别障碍因子;在此基础上,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其宅基地退出决策和退出行为强度两阶段的影响;进一步地,探究生计恢复力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强度影响的差异,最后总结研究结果,并提出政策启示。通过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生计恢复力评价及其障碍因素。基于生计恢复力评价框架和障碍度诊断模型,①四类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各维度贡献中纯农户、农兼户和兼农户以自组织能力为最大,缓冲能力贡献最小;非农户的学习能力对其生计恢复力作出的贡献最大。②生计恢复力和各维度下四类农户的能力排序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整体上表现为随着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提高,生计恢复力也相应提高的趋势。四类农户的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中水平最高的分别为兼农户、农兼户和非农户。③从维度层障碍度分析,四类农户中,对于纯农户、农兼户和兼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最大障碍的均是学习能力,仅有非农户的最大障碍是自组织能力。④从指标层障碍度分析,四类农户生计恢复力均存在的共同障碍因子为人均年收入;除纯农户外,自然资本、房屋资本因子皆为其他三类农户的关键障碍因子;信息技术交流是除非农户外其他三类农户的关键障碍因子。（2）生计恢复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两阶段影响。生计恢复力中,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层面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阶段差异。第一阶段中,生计恢复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的影响中房屋资本、外出务工时间和社会保障网等因素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较多农户实际参与了宅基地退出,其在第二阶段退出行为强度上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第二阶段中,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强度受到缓冲能力的影响相对减弱,而受到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影响更加显著,凸显了信息获取能力、亲友支持度和交通便利度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两个阶段中,共有6个变量始终显著,且拥有的耕地资源越多、社会保障越完善、受教育程度越高和宅基地拥有量越多的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概率越高,其退出行为强度也越高。（3）生计恢复力对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效应。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对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化特征。其中,缓冲能力对纯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强度的影响最强;自组织能力对农兼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强度的影响最强;缓冲能力对兼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强度的影响逐渐减弱;学习能力对非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强度的影响最强,缓冲能力最弱。在控制变量方面,宅基地宗数和是否有多套房产都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强度有显著的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论文针对进一步完善现行宅基地退出政策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方面,应调整和升级农户生计模式,注重农户生计恢复力的积累。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完善政策扶持机制,解决农户宅基地退出的现实障碍;注重社会组织参与和社会信任,引导农户自愿退出宅基地;加快推进农村教育和农民职业培训,提升农户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应坚持城乡融合,发挥地区优势,推进宅基地退出分类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