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书籍交流频繁,自朝鲜三国时代起就有中国儒籍传入的历史记载,此后历朝历代也都延续了吸收中国儒籍的传统。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儒学典籍交流达到高峰,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来看,都远远超越前代。本文以明清两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为依托,通过考证《朝鲜王朝实录》《明实录》《清实录》等史料中与典籍传播相关的史实,梳理出明清时期中国儒学典籍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脉络。又根据儒学典籍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选取了《四书》以及朱子《近思录》作为实际关注的对象,讨论内容涉及版本、刊印、诠释等方面。全文可划分为三大部分:绪论、本论和结论。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目的、意义以及相关研究现状,其次界定了研究对象和对应的时间范畴,最后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做出说明。第一、二、三章为本论部分。第一章分别从典籍传播的原因及途径两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儒学典籍东传朝鲜半岛的整体概况。明清两朝与朝鲜建立了宗藩关系,尽管政权更迭导致朝鲜人文化心态发生了转变,但总体来说这种关系是长远且稳定的。朝鲜王朝以儒立国,对儒学典籍的需求量大,便以每年的定期朝贡为纽带,通过官方赐书和使臣购书这两种主要途径,不断从中国获取儒学典籍以发展自身。第二章主要从典籍版本考据和文本诠释两个视角,综合分析了“四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情况。“四书”是中国儒学典籍中最受朝鲜人欢迎且影响最大的,明清时期大量的中国印本流入朝鲜,而朝鲜本土也有不少质量精良的印本产出。通过对现存印本的版本溯源,总结出中朝印本的不同特点。当时中国出版印刷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传入朝鲜半岛的中国印本以坊刻的木板本为主,而朝鲜本土由于印刷技术及金属资源的发达,印本多是官刻的活字本。李珥、丁若镛等朝鲜儒者研习“四书”后,结合自身理解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四书学著作,推动了朝鲜儒学的本土化进程。第三章以相同的视角考察了《近思录》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情况。作为朱子学名家的重要语录合集,《近思录》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仅次于“四书”。相比于原文本,明清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的《近思录》版本以注解本为主。宋以来中国较有代表性的《近思录》注解本在朝鲜半岛都有留存,经统计以清代江永《近思录集注》的数量和版本最多,朝鲜本土印本多直接翻刻自叶采《近思录集解》。通过对朝鲜本土《近思录》衍生著作的文本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儒者对待《近思录》的态度由最初的全盘接受到批判继承的转变,朝鲜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在这种自觉的文本诠释中悄悄酝酿。第四章为结论,提炼和概括本论部分的内容,与绪论中的选题意义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