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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度显性载体的政策,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发现制度变迁作为政策变迁理论来源的合理性。制度变迁过程蕴含理性和学习的要素,类型上有强制和渐进之分;制度变迁的内核是政策变迁,制度变迁经过要素/类型移植之后,形成强制学习型政策变迁和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渐进型制度变迁到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的发展脉络既有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理论背书,也有现实案例的客观嵌入。论文遵循的是从制度变迁——政策变迁——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的论证路线,并从意涵解释、内容特性、案例展现三个方面来构建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的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地方治理主体是如何通过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保持某种互动性学习而不断推动政策变迁的?“学习”关乎宏观上人类的发展、中观上国家的治理和微观上政策的变迁,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主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具备学习的特质。研究的核心工作是从治理主体与市场、社会双向学习的内容向度出发,深入发掘这一学习过程的内在机理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政策学习是政策决策向市场和社会进行学习的过程,政府通过经验汲取的方式促进公共政策和社会需求的互相匹配,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以实现特定政策结果。社会学习指:市场、社会对政府政策进行适应的过程,通过信息反馈的方式将政策变迁中的阻力和矛盾传递给决策者,政策系统进行消解从而推进政策改变的平稳有序发展。通过“网约车改革”调研分析发现,作为调适性合作的政策学习机制带来政府角色向学习者转变,同时导致执行层面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微妙变化;采用“主体—过程”分析思路,厘清中央—地方、中央—市场、中央—社会、地方—市场、地方—社会关系,从决策能力提升、政策学习常态化和路径依赖等方面阐释政策学习的结果效应;对政策学习过程中主体间关系进行效率水平和人本价值的二维特性测量,识别出四种政策学习类型。在社会学习维度,对社会学习概况、社会学习过程及结果效应和二维特性进行分析后发现,社会学习强调市场和社会等外部主体的适应性,表现出策略性反馈的因应性特征,带来利益驱动下的行动博弈、政策变迁的类型化等结果;作为策略性反馈的社会学习机制预设了政策执行的持续性和调整优化的可能性,与政策学习机制一同实现治理主体与市场和社会的双向互动;“学习”与“适应”相结合,铺陈出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的主要内涵特征。同时,政策学习机制和社会学习机制具有政策工具型学习的意涵,而结合了两种学习机制的政策变迁新模式为决策模糊性和政策黑箱的破解提供了可行思路。本研究实现了政策变迁与学习机制的第一次有机结合。基于地方治理主体与市场、社会互动的双向学习视角,聚焦于政府政策过程场域,对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的过程进行全方位呈现。网约车改革过程中地方治理主体与市场、社会力量交流互动的学习过程分别构成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的内生和外生动力,最终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和高效的政策变迁模式。研究不足在于本文只分析了主体间关系与学习过程的内嵌性,但忽略了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缺乏对不同政策类型、政策领域这些变量的考虑,还存在案例分析所固有的“以偏概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