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礼源于人类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礼仪和礼义的混沌合一。到孔子的时代，发生了礼仪与礼义的分离。古礼面临着被淡忘、扭曲、修改和僭越的命运，到了濒于灭绝的境地。 孔子担当起了拯救古礼的历史重任。他尽自己一生，抢救散失濒绝的古礼，尽量完备地搜集资料。他又将所学的古礼融入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人格彰显了古礼的本质精神。经孔子聚合而重铸的古礼已不是原初意义的古礼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子礼学”。 孔子礼学的基调是“述而不作”，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是解释性的，而不是构造性的。这种解释性确保了充满隐喻的古礼不致于丧失其原初的多重甚至是无尽的含义，但它也不承诺对古礼的隐喻进行恰当而充分的解读。正是如此，一方面确立了经典的至上性，经典一旦成为客观固定的文本，便不可随意变更、修改：一方面也使不断重新开始的解释成为可能。 一般认为，孔子对古礼的重要发展就是“以仁释礼”。但“以仁释礼”只能在动态中去把握，而不能视为一个机械的原则。实际上，仁和礼是互相解释的。孔子对礼的理解和体悟随着对仁的理解和体悟的加深而随之加深，反之亦然，他对礼理解得越透彻，对仁就越是体之深而居之安，这样一个进程是没有终点站的。 原生型态的礼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必须是自足圆满的，整个社会人生的一切问题无不包容其中。孔子礼学是顺承古礼而来，因此，整个社会人生的一切问题无不涵盖其中，这个宏大的规模不是其他哪一个学派所能比的。 古礼经由三代而汇集至孔子，使孔子作为个人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线命脉。这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这个遭到批判的孔子，显然并非历史上的孔子本人。要求孔子为其身后的事情负责，并不是公正的待遇。那种怀疑孔子生前就心怀叵测，要在他死后制造“吃人的礼教”的猜测，除了使怀疑者自己显得丑陋外，显然不能丝毫损害孔子本人的光辉。 我们深信，在这个建设的时代，重新理解孔子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