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比较的视野中研究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即将其民权思想放在儒家传统文化与近现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中来研究，指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中西文化融通化合的结果。具体而言:(1)他的民权思想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色彩，但继承中有创新，守成中有突破;(2)西方的人权与民主理论对他有非常直接而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他对西方的理论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照单全收，而是用“以群术治群”这一富有儒家思想特色的致思框架对其予以诠释，并谨慎地、批判地、合理地加以吸收，做到融会中西、推陈出新。　　本文以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核心——“以群术治群”为总纲，并以此为视角，对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民权思想进行整体和系统的研究，分析了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核心和内涵，论述了梁启超民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阐释了梁启超民权思想“多变”、“善变”的原因，指出了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万变不离其宗，他民权思想的演进始终没有偏离“以群术治群”这一中心，“以群术治群”的逻辑蕴涵正恰恰解释了他一生中民权思想不变与多变的交织。　　鉴于学界对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鲜有研究的状况，本文还着重分析了梁启超晚年的民权思想，指出梁启超晚年从文化层面对中国民主政治进路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进行浚发，将民本与民权、民主进行创造性接转所做的尝试，对我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它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在民权政治探索之路上的得失成败，可以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