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是美国文坛上备受关注，颇有争议的小说家之一。其战争小说—两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在诺曼·梅勒创作风格建立、转型和成熟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了诺曼·梅勒文学作品的最高艺术价值，奠定了诺曼·梅勒在美国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其中，诺曼·梅勒战争小说与其文化心理的关系，尤具探讨价值。长期以来，对诺曼·梅勒战争小说的研究大部分只限于单篇研究，少有将其战争小说作为一个系列来进行分析探讨。诺曼·梅勒在文学创作和生活中表现出复杂、矛盾、悖逆的文化心理，常常被批评家们作为文化个体现象接受，并没有进一步追溯其产生、发展的源头，及其与创作风格的互构关系。诺曼·梅勒战争小说中文化心理研究解决了上述问题，为理解战争与文化心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个案。从现代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文化人格、宗教道德、性别意识、身份冲突等都是文化心理研究的范畴，研究对象资料既可以是某一群体的个体成员，也可以通过艺术、科学和工艺作品探索人的行为起源和变化。文学作品，作为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成为体现和研究文化心理的主要途径。结合文化心理范畴和创作个体的特性，文化心理在诺曼·梅勒战争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权威人格”、犹太伦理和性别意识三个方面。诺曼·梅勒认为，二战时期“权威人格”构成了美国军队极权主义的心理基础，具体表现为“施虐”与“受虐”共生关系，制造出一批美国军队“机器人”群体。战后美国极权心理以不同的运行模式渗透政治、文化、科技、生活等领域，越南战争文化心理是二战极权心理的延续和变体，从心理基础来说，二者同源同构。作为美国犹太移民后代，梅勒的宗教文化心理主要体现为犹太危机意识。美国犹太人在战争和文化冲突的夹击下，如何突破身份危机，寻找文化认同，是梅勒战争小说中困扰现代犹太民族心理的主要问题。诺曼·梅勒战争小说建构了一个男性世界，通过从营造霸权性男性气质，到反思、批判和颠覆霸权性男性气质，再到重视、建构非支配性男性气质，作品展现了一种男性为中心、具有反叛精神的性别文化心理，反映了女权主义运动下男性对性别角色定位的审思和再视。作为一个文化个体和创作个体，作家的文化心理与其作品里体现的文化心理密不可分。对作家个体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和作品主题、题材体裁的综合分析可见，犹太根源、美国精神和欧洲思想影响了诺曼·梅勒战争小说文化心理的形成。犹太身份与美国教化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为其提供了巨大动力和表现主题。但与此同时，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也造成了他心理上的痛苦和矛盾，投射在其战争小说中。对“父与子”、“追寻”等犹太母题的延继和超越，真实地反映了以梅勒为代表的美国犹裔后代对犹太宗教传统的追问和阐释。新教传统、自由、民主等启蒙思想、边疆拓荒意识等美国精神在现代美国从内涵到表现方法都发生了巨大改变，重新影响人们的战争和战后文化心理。英法作家、作品，马克思主义、法国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等欧洲文化影响了梅勒战争小说的创作模式、思想观念、政治立场，其战争小说中表现出的“希泼斯特”哲学思想代表了美国存在主义的成熟，是二战和越战时期年轻人内心苦闷、备受压抑，重建精神家园的真实写照。诺曼·梅勒战争小说中使用多样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为其作品中文化心理服务，表现在非线性叙事、黑色幽默和新现实主义等方面。时空交错、视角变换、意识流结构产生叙事线性断裂，充分展示了混乱、恐惧、荒诞的战争文化心理。战争造成生存的荒诞性，科技理性压抑人性，“猥亵”、庸俗的反英雄性格特征，构成战争时期美国社会的黑色幽默。梅勒战争小说中表现出真、善、美的人文关怀给晦暗、荒诞的战后心理带来了一丝亮光，表达了一名严肃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夜幕下的大军》延续了《裸者与死者》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后现代时期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的新现实主义，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架构越战时期多层次的、复杂矛盾的反战文化心理。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表现出与其前期多变的创作风格不符的艺术自制力，是其艺术风格成熟的体现，也象征着其作为创作个体文化心理的日趋成熟和稳定。诺曼·梅勒战争小说像一部断代史，见证了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心理。对诺曼·梅勒战争小说文化心理的系统研究丰富了梅勒研究，发展了文化心理理论，为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批评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