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的理念,既是为破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也是为“复兴农业、搞活农村、惠及农民”的机制并进一步实现城镇现代化建设的策略。其中,王春光等学者认为在县（市）区域内已经产生了一个新型的城市融合关系,即“非城非乡”或者说“又城又乡”双向流动的“城乡两栖”新关系。笔者的所在家乡,在中国农村振兴大热潮下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城乡两栖”农业,现今发展为了穿梭在城市（镇）与乡村间的“城乡两居”农民。因此,本文基于“主体类型”的研究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山西孝义“两居”农民群体的生活故事,观察农民在国家政策背景下选择城乡“两居”生活的行动轨迹,整理“城乡两居”生活下不同农民群体的生活作息和行动逻辑,从而加深对新型“两居”乡村的内生秩序和“两居”农民美好生活的理解,为建立良好的乡村治理模式,提供一个丰满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个案。由此,本文以农民主体在城、乡间的“两居”生活样貌为主要阐释线索,共分为五章节内容。从第一章开始描述孝义区位、人口和历史概况,第二章对早期的“两栖”农民、现今的城乡“两居”建设成果和农民个案情况进行了概述,同时介绍了城乡间的“职业人”代表“环卫工”和“邮递员”的真实生活境况。第三章引出“村—城”的老年、中年和青年夫妻群体面对养老、家庭维系和生计婚嫁作出“两居”生活选择的故事,描绘了老年夫妻群体提前适应“两居”、中年夫妻群体奋斗达成“两居”、青年夫妻群体迭代整合“两居”的生活方式、行动逻辑与价值追求,第四章阐述了同村的农民、村社和镇党委抓住“好时机”并迎来了新生活和新服务以及半移民的村际异乡人对“两居”生活的“孤独感”,第五章以帕森斯AGIL模型的理论范式深入剖析使得农民成功借助于“两居”生活拓宽了村、城场域的双向流动,转换了由“耕作”到“分工”的生存规则和调和了由“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身份,以及探索出了本土的城乡融合之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在“两居生活”中的行动并不同于“村改居”、造镇运动中的政府组织的集体行动,而是一种综合了“结构—行动”的个体自主的社会行动。“两居”农民从乡村熟人社会进入到城市（镇）半熟人社会,这个过程既包含了居住、工作等空间位置的改变,还包含了角色转换、文化变迁的再社会化过程。其中,农民追求“城乡两居”的生活是适应也是抵御城乡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不确定性风险的物化表现。城乡“两居”农民来回穿梭在村城间的公共领域是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型塑的过程。新生代农民“两居”市民化起到了连接大中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纽带作用,这也是实施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内在机制。总的来说,“城乡两居”农民的市民化是能动主体和社会制度相互影响的结果,是农民自主化城乡生活与乡村振兴中城乡互惠共赢的结果,是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升华。本文“城乡两居”的主体在城市与乡村两部分中维持一定平衡的表现,揭示出乡村振兴的政治大条件—城乡“两居”农民的自主选择—城乡融合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