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处于从以门阀士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贵族社会向以庶族出身的官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安史之乱”后,庶族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此前的士族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较之士族知识分子,庶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丧失了与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相抗衡的资本,另一方面由追求形而上的理论性转向追求形而下的实用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佛学理论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大夫们的态度,因而知识分子的转型,必然带来佛教的转型。知识分子中的居士阶层和失意科场、遁入佛门的知识分子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影响了唐代佛教,使其由此前追求化外独立而逐渐屈服于皇权,由注重义理的研求转向注重对心性的体悟。 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诗僧群体。这一群体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一方面,唐五代诗僧群体尝试着将佛教融会于儒学、书、诗、画等当中来化导众生,以扩大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在学习儒学、诗、书、画等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向士大夫阶层靠拢。有唐一代,诗僧们挣扎在“入世”与“出世”、“佛学”与“外学”之间。他们不像魏晋六朝的诗僧那样,严格恪守佛门的教律,于外学只是偶尔为之;也不像入宋后的诗僧那样,完全地融入世俗社会,与士大夫们打成一片,“除却袈裟在,其余便是士”。唐代诗僧是在试探中走出佛门的,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佛门和世俗社会的责难,以及诗僧们对于自身僧人角色的定位,使他们经受了痛苦的煎熬。 唐代诗僧群体经历了“诗为外事”——“诗禅并举”——“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不少方面为文人文学开创了新路,在某些方面已开了宋诗的先声。然而,随着他们文人化的加深,他们对文人及文人文学的影响亦渐渐衰退,入宋后终于消泯于文人文学的大海中。 本文将整个唐五代诗僧作为一个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下,又分别从地域(宫廷诗僧群体、江左诗僧群体和敦煌诗僧群体)、生平经历(还俗应举诗僧群体和通俗诗僧群体)以及国籍(日本、朝鲜来华诗僧群体、中国赴印求法僧人群体、西域入唐僧人群体以及中国赴日传法诗僧群体)等角度将他们分为数个小的群体,来具体考察唐代诗僧群体的转型过程,从而得出世俗化和文人化是唐代诗僧群体的共同趋向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