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信使作为宋辽金时期维系对外关系的重要载体,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国信使在金朝与宋、高丽、西夏的多边关系中,积极斡旋,竭力维护本国利益,在金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朝女真族国信使从遣使类型看,可分为常使和泛使两大类型。有金一代的女真族国信使的出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末期三个阶段。金朝初期,即太祖、太宗时期,忙于征战,开疆拓土,稳固统治,金朝与宋、高丽、西夏之间的关系处于战和不定的变动之中,出于对本民族的信任,对外遣使基本以女真人为主。金熙宗即位后,对内对外局势发生变化,1141年,金宋“绍兴和议”后,金宋划疆而治,交聘制度正式确立。此时,女真、汉、渤海、契丹各个民族都成为金统治下的一部分,女真人不再是国信使派遣惟一选择,汉族,渤海,契丹人也都担任国信使出使,尤其是汉族成为国信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金一代作为金朝统治民族的女真族与汉族始终是金朝国信使的主体。还应该注意的是金朝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政权,女真族国信使人数比重有所不同。金初无论是使宋、高丽还是西夏均以女真人为主。金朝对外交聘制度确立后,在出使宋朝国信使中,汉族人数开始增加,并在一定时期超越了女真族国信使;出使高丽的女真族国信使略高于汉族,但在西夏使节中女真国信使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女真族国信使的身份特征具有多样性。出身和才能是女真族国信使择选的重要标准。女真族国信使中既有出身显赫的宗室与世婚家族成员,也有普通女真人但有显赫的军功,更有通过科举入仕的进士。学识才干、出使经验以及有较强的外交能力者,亦是择选女真族国信使重要的参考因素,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有利于应对外交活动中的复杂局势,对顺利出色地完成出使任务提供了保障。女真族国信使的职官品级针对不同的出使对象有所不同。使宋国女真族国信使的职官品级以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居多,出使高丽的女真族国信使以正四品、从四品、正五品、从五品为主,使西夏女真族国信使的职官品级最低,以正五品、从五品为多数。由此可窥见金朝宋、高丽、西夏之间的关系。女真族国信使出使时还存在“借官出使”现象,目前所见的史料中有出使宋朝和高丽时“借官”的情况。有明确记载的借官出使宋朝的女真族国信使均在海陵时期,而且所借官职品级多低于其出使前官职品级,这应与海陵王想要一统天下,积极准备南下伐宋的政策有关;而使高丽女真族国信使所借官职多高于其出使前官职,体现了金朝拉拢高丽,谋取与高丽友好的政策。女真族国信使的职官也会根据出使任务完成的成功与否有所变化,如果出色完成出使任务,官职会得到升迁,反之,会贬官或受到相应的处罚。有金一代,女真族国信使的出使具有阶段性,身份具有多样性,遣使数量和规格均有针对性,同时使者的选派亦受到皇帝的意志和政局的影响。女真族国信使始终是活跃在金朝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国信使,在金朝的对外交往中极力维护本国利益,很多女真族国信使在外交上体现了较强的灵活性,在金与宋、高丽、西夏的多边关系了积极斡旋,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诸多层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