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应遵循绿色发展、协同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然而现有关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较少关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少数考察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多采用将地区污染物按比例折算为企业非期望产出的做法,不仅无法真实判断企业绿色发展质量,更易因“搭便车”行为造成“公地悲剧”。重污染行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发展问题受到重视,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然而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企业间差异的加剧,使企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现有关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测算亟需调整,同时准确量化企业绿色发展差异,探究如何缩小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中之重。上述问题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借助不同的测算模型,纳入多种非期望产出,以全面准确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积极考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现状及影响因素,均为本文提供了积极借鉴。然而现有文献在准确衡量企业污染排放、量化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大小、来源,及从差异视角探究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方面仍存在不足与缺失。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差异来源与差异成因的相关研究。随着排污收费制度日益规范化,排污费成为综合反映企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借助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数模型,将排污费作为非期望产出,以准确衡量融合经济理性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绿色发展质量。同时,为推动企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协同提升,本文进一步借助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探究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大小及来源。考虑到已有文献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前因要素时,多聚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机制,忽视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考察。为此,本文借助二次指派程序,从结构组成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两个视角考察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成因,为缩小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构建企业发展质量协同提升的新格局提供理论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呈类“N”型变化趋势,相对差异及绝对差异均有扩大趋势。（3）结构组成因素视角下,缩小技术效率变化差异和技术进步变化差异均有助于降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企业内部因素视角下,缩小企业在企业竞争地位、资产利用率和成长性之间的差异有助于降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而扩大盈利能力差异可实现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均衡发展。本文通过对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一方面将企业盈利目标与环保责任相结合,准确测算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深入剖析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及其成因。同时从企业战略决策和政府政策引导两个方面提出了研究启示,因此本文不仅为后续关于企业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拓展了新思路,同时对实现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协同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