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人口根据移民来源的先后可分为两批，一批是本地人，主要分布在商州、丹凤、洛南等市县城市广大地区，讲此种语言的人主要是当地土著居民和明代移民至此较早的“大槐树人”，他们以主户自居。另一批是第二次移民高潮来陕的人。他们的祖先于清初伴随着“湖广填陕南”的浪潮从江南和广东、福建沿海等地入陕定居，故被称作“客户人”，其名称和“客家人”的叫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客户人又可以根据来源地不同分为两批，一批是由于自然灾害从江南迁徙至此的被称作“下湖人”即“湖广填陕南”中的“湖广人”；另一批是由于清政府颁布的迁海令而被迫从东南沿海迁入到商洛的，他们直接根据来源地被称作“福建人”、“广东人”，所讲的话被称作“福建话”、“广东话”。陕南其他地方有“福建村”说“福建话”，商洛境内暂没发现，目前只发现有“广东村”说“广东话”。本地人说的是本地话，客户人说的是客户话。两种方言相互竞争，相互渗透，长期共存。本文在对商洛方言概貌作了详细描述后，始终以两种方言的竞争和共存为线索，既探讨了历时流变，也讨论了两种语言经过长期接触后发生的语音结构上的变异。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商洛人口的源流和方言概况，结合相关的人文资料，把纷繁复杂的商洛方言非常清晰地梳理成两种类型，本地话和客户话。客户话又根据移民来源地不同细分为“下湖话”和商洛“广东话”等。除了“本地话”、“客户话”、“下湖话”等几种对方言比较文明的称谓之外，商洛的本地人还称“下湖话”为“蛮子”、“山蛮子”、“鬼蛮子”，下湖人则称本地话为“瞎家伙话”、“爪子话”、“裔子话”。本文结合有关方言材料和文献资料，对各种称谓的说法作出了相应地解释。第二章对商洛方言内部进行了分类。首先，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平面对商洛本地话和下湖话进行了对比，并根据音韵结构的共性和个性又对本地话和下湖的内部进行了分析，详细描写了各自的语音特征。山阳长沟通山话、板仓话，商洛“广东话”虽然分布区域不大，使用人口不多，但是非常有特点，故本章从语音、词汇两个方面也对它们的个性特征做了描写。商洛方言由于移民原因具有复综性的特点，本地话属北方方言，客户话属南方语系，相比之下本地话发展较快与北方官话基本一致，而客户话就显得保守一些存古的东西更多，共时平面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汉语方言历时层面的不同阶段，第三章基于商洛方言共时平面的特点，参照《切韵》和《中原音韵》，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研究了商洛方言的音韵结构和历史演变，并对汉语史的某些语音现象做了相应地解释。第四章将商洛客户话和它的姊妹方言放在一起对比，揭示各方言点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解释导致商洛方言音韵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第五章主要讨论商洛本地话与下湖话经过近三百年的接触后发生的语言影响，既研究了两种方言由竞争到渗透再到相互干扰和借贷的过程，同时也研究了两种方言相互影响后产生的结果。并且还结合社会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影响方言接触的诸多社会因素。第六章结合商洛方言的现实，提出了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主张汉语方言的分区和归属应该坚持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标准，把语言三要素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加以考虑，这也符合索绪尔“语言是符号系统”的结构理论，但同时我们也强调，语言这三个平面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其中语音标准是核心，是躯干，词汇和语法是两翼。没有两翼，光有躯干，这个标准是不完善的，残缺的，光有两翼而没有躯干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以语言事实为根据时，坚持以“语音标准为核心”，以方言特征词和语法特征为基本点，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同时本章还对汉语方言分区与归属的理论作了相应地探索，认为应该把汉语方言分区和具体方言的归位问题分开来讨论，在给某些混合程度比较高、难以定性的方言归类时允许有中间状态——混合语的存在。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本章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对商洛方言的归属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方言的分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