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艾米斯是当代英国文坛最具争议性的小说家,长期背负着“英国文坛坏小子”的恶名。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色男欲女形象,对情色、暴力与死亡的渲染无以复加,被女权主义者指责为“色情主义者”、“性别歧视主义者”和“厌女主义者”。他本人对上述批评和指责不以为然,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围绕“厌女症”和“女权主义”的交锋,则涉及到艾米斯对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性属问题的关注。艾米斯备受争议的文坛声誉也与他对性属主题的呈现有很大的关系。探讨艾米斯如何通过对情色、暴力和死亡现象的描写来书写性属主题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男女间性是性属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艾米斯小说所蕴含的重要主题。把艾米斯的小说放置到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从性属的角度对之进行解读,可以为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情色、暴力和死亡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有助于理解艾米斯小说创作的重要艺术特质。本论文选择艾米斯在20世纪80、90年代和新世纪创作的五部小说,即《金钱》(1984)、《伦敦原野》(1989)、《夜行列车》(1997)、《怀孕的寡妇》(2010)和《莱昂内尔·阿斯博》(2012),以文本细读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性属理论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文本表层的情色、暴力和死亡现象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分析艾米斯对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男女间性的书写,探讨他如何解构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属刻板印象和本质主义性属观,如何呈现男女间性的性属理想,进而全面而又清晰地把握艾米斯小说的性属主题,及其与后现代消费社会、男权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论文包括引论,正论和结论三部分。引论部分论证了从性属的角度解读艾米斯小说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提出了文本表层的情色、暴力和死亡现象是艾米斯呈现性属主题的重要工具的观点。第一章从《金钱》和《伦敦原野》中的情色现象和暴力现象入手,探讨艾米斯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书写。在这两部小说中,艾米斯通过对“色男”的性消费和“暴力男”的性属暴力的戏剧性描述,复现并消解了支配性男性气质。“色男”塞尔夫的性消费强化了他作为“成功者”的男性形象,彰显了由财富、权力、地位等所谓成功要素构成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塞尔夫由“款爷”到“乞丐”的“变形记”和由男性到女性的“变性记”,对支配性男性气质构成了极大的讽刺,展现了性属的流动性和多元性。“暴力男”基思出身于工人阶级,性属暴力是他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重要方式。但暴力的双向破坏性也决定了建立在性属暴力基础之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必然破灭。艾米斯塑造的“色男”形象和“暴力男”形象,具有强烈的反讽性,隐含着他对支配性男性气质以及对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欲望商品化、情感缺失和人性堕落的嘲讽与批判。第二章从小说《夜行列车》和《伦敦原野》中的死亡现象入手,探讨艾米斯对从属性女性气质的颠覆性改写。死亡是女性人物反抗父权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和策略,有着深刻的颠覆内涵。艾米斯在两部小说中通过对“天使”詹妮弗的自杀和“荡妇”妮可拉的被谋杀的戏剧性描写,以戏仿的写作策略改写了父权制社会中的天使、荡妇形象,消解了父权制社会刻板的女性性属认知。“天使”的自杀和自杀中的情色意味,以及“荡妇”策划的他杀式自杀,“谋杀”了父权制社会中的天使和荡妇形象,消解了父权制社会和传统侦探小说中的从属性女性气质。也就是说,艾米斯通过对“正面”人物的反写和对“反面”人物的正写的写作方式,利用戏仿的写作策略解构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社会想象和角色期待,以看似屈从与迎合的文化姿态颠覆了刻板的女性性属认知模式。在对从属性女性气质的颠覆性改写中,艾米斯为女性气质注入了女性关怀和女性救赎的新元素,凸显了女性的道德制高点和女性的生命意识与救赎意识。第三章分别围绕《莱昂内尔·阿斯博》、《夜行列车》和《怀孕的寡妇》中的“娘娘腔”、“女汉子”和“超男女郎”形象分析艾米斯对男女间性的跨界书写。在《莱昂内尔·阿斯博》中,“娘娘腔”德斯既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又拥有体现男性社会价值的事业。他建立的伙伴型家庭以两性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为基础,取代了围绕男性统治建立的传统家庭。在德斯建立的伙伴型家庭中,“暴君”式的家长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柔、细腻,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的慈父。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对情感、美德等所谓女性价值的认同,以及他对自身女性气质的积极发掘,把他打造成一个温柔而又强大的男性。德斯有着强烈的“弑父”愿望,他的“弑父”实质上是对父权制社会中压迫性的男性气质的否定和摈弃。德斯的自我雌化体现了艾米斯对男性走向男女间性的性属理想的思考。在《夜行列车》中,“女汉子”迈克·胡力汗警探有着男性化的装扮、男性化的语言和男性化的心理,她刻意表现出来的男性化特征是自我雄化的结果。迈克在警探行业的精明能干和出色的工作业绩,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魅力,体现了女性在“男性领域”内的价值创造。但她对女性自我的雄化遮蔽了女性的性属美和性属价值,给她带来了不少的性属尴尬。与迈克刻意否定女性性属特征的做法不同,《怀孕的寡妇》中的“超男女郎”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浪潮中,她们刻意张扬女性的性属美,在举止行为中比男性更为男性,展现了女性的性自信和性属自信。她们对男性的超越彰显了女性内在的男性气质,但也把她们卷入了性属困境的漩涡之中。“女汉子”的自我雄化和“超男女郎”对男性的超越体现了艾米斯对女性走向男女间性的性属理想的探索。艾米斯对父权制社会中支配性男性气质、从属性女性气质的批判和解构以及对男女间性的探讨,颠覆了男权文化中的性属本质主义观和男尊女卑的性属等级秩序,表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不是一种本质性存在,也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封闭结构,而是一种性属立场,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包含着无数可能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男女间性。男女间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在男女间性中,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寡不具备价值上的优劣或等级上的高低。不过,在对性属主题的呈现过程中,艾米斯对情色、暴力和死亡的渲染以及反讽、戏仿的写作策略,也表明他与后现代消费社会、男权意识形态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同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