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泽书院位于今浙江省金华市内,由南宋大儒吕祖谦建立,被尊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对后世书院制度影响深远。然而由于诸多原因遭到了后世的遗忘,针对丽泽书院的研究寥寥可数,且研究质量不高。关于书院历史沿革的记述寥寥数语且漏洞百出,学界不仅无人指出,而且呈现一种争相盲目引用的态势,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现象。本文着眼于浙江地方志、吕祖谦文集、吕祖谦年谱等相关资料,考证推理得出有关书院沿革的重要信息。综合而言,本文根据丽泽书院所有权的归属不同将其沿革分成民办与官办两个时期。民办时期是书院最为辉煌的时期,本文根据书院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孕育期、创业期、弱势期和家塾期。吕祖谦于乾道三年至四年在武义明招山办学,孕育了创办书院的想法；归城后于四年九月在婺州正式创办丽泽书院,此时书院建设和规章渐趋完备；后吕祖谦于乾道九年至淳熙二年在明招山守墓,讲学中心重归明招山,丽泽书院地位下降；吕祖谦淳熙三年归城之后,丽泽书院为吕氏家塾,进入平缓发展时期。后吕祖谦去世,家塾由吕祖俭继承,书院于庆元年间卷入党争而关门歇业。官办时期则风光不再,除了南宋末年有一个回光返照似的学术中兴,其余时间不是寂寥无闻,就是忙于祭祀和重建。官办时期分为祭祀期、中兴期、式微期和重建期。开禧三年至淳祐五年的祭祀期,丽泽书院重建于吕氏旧居,突出对于先贤吕祖谦的祭祀；淳祐年间,丽泽书院迁移至金华城外双溪,不久后王柏执掌书院,开始了书院的中兴期,书院在学术上得以复兴；王柏死后咸淳十年,书院迁移至离城更远的印光寺故址,开始了跨越宋元明三代的式微期,特点在于长达二百余年的衰弱；从明代中期开始的重建期,特点在于频繁的重建和修缮,在祭祀对象上增加了朱熹和张栻。有关丽泽书院管理机构的资料集中于吕祖谦《东莱别集》卷一《宗法条目》和卷五《学规》之中,另外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王柏《鲁斋集》卷七《上吕寺丞延年》和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五《潘书度可庵记》等资料也从侧面反映了书院在管理机构方面的信息。综合而言,丽泽书院拥有完备且层次分明的管理机构：设办或山长为书院总负责,掌事负责书院具体行政事务,斋长对于书院具体行政事务负有协助的职责；书院的具体行政事务十分庞杂,主要概括为行政事务和经费管理两项。丽泽书院的事业,根据其重要性分为教育、藏书和祭祀三大项。教育事业的资料主要集中于《东莱别集》卷一卷五和卷七,以及《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教育事业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是教育的主客体,包括作为教育传授者的老师和作为教育接受者的生徒；第二是教育的规则,包括吕祖谦为书院订立的几则学规；第三是教育的内容,包括书院选用的教材,对生徒知识的培育和对生徒德行的培养三部分内容。藏书事业的资料集中于《东莱别集》卷三和卷五,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王柏《鲁斋集》卷十一和卷十三。藏书事业随着时间的演进愈亦完备,藏书的数量和质量愈发精进。祭祀事业的资料集中于《浙江通志》卷二十八,《金华府志》卷十六,光绪《金华县志》卷四,《东莱别集》卷一和卷四,《鲁斋集》卷十一和卷十三等。祭祀事业有三个较为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办时期,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北宋的文臣武将和理学大儒；第二个阶段是位于南宋中期的祭祀期,突出的是对吕祖谦的祭祀；第三个阶段则是位于明代中后期的重建期,除了祭祀吕祖谦外,还增祀了朱熹和张栻。丽泽书院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在于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这一部分的资料集中于《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和《金华府志》卷十八《宋科第》,其他地方志对此作了一些补充。这些人才中有许多成了官员,或为朝廷器重,或为百姓传颂。也有专心学术的研究者和热衷教育的教育者。他们对于当世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对于吕学的传播和发扬光大也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