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有不同的视角，本文力图用一个新的角度，将抗战胜利前后的这段中国历史置于“政治合法性”语境下来审视。文章除引言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了这个属于西方话语的“政治合法性”概念的相关解释。这些概念的梳理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前提。第二部分，结合历史材料分析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在经济发展、民主化进程、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后面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埋下伏笔。第三部分，重点分析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通过经济绩效、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方面，大力开发政治合法性资源，从而为1949年在全国范围执政作了充分的准备。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结论，提出了笔者几点粗浅的认识。 本文的新意在于：对于中共1949年以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许多作者认为武装斗争的胜利是当时唯一的合法性基础，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使得大家把合法性的目光仅仅投注在武力上。笔者认为：武力在当时确实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分析这段历史不能仅仅提及武力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经济绩效、民主制度建设等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1949年之前，国民党毕竟拥有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要远远强于中共。如果仅把武力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国民党才应该是最后的胜利者。历史恰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军事力量相对弱小的中共在最后的角逐中成为胜利者。因此，武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绝不是唯一基础。中共夺取政权，还必须诉诸暴力以外的手段，通过良好的经济绩效、政治民主化和意识形态赢取大众的认可、支持与忠诚，以获得政治合法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更要重视政治合法性的构建，继续维护和开发以经济绩效、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使其长期的执政过程能够坚持执政为民，能够坚持政治民主化，能够坚持意识形态的创新、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