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对围绕着“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之间的三次场域占位斗争进行描述。文章系统地考察“现代文学场域”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即大众传媒、现代都市、文人心态、稿费制度等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点明鸳鸯蝴蝶与新文学这两个考察对象在这些方面所呈现的不同体貌,并对其在文学场域内的斗争及其斗争方式作出重点说明。双方在出场方式(文人/文丐、文娼),实践方式(同人/同乡)、以及文法策略(白话/文言)方面的对立,实际是一种象征资本周旋的后果,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声望、理论以及西方这三个概念。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这场较量所带来的后果——文学雅俗流变的整合与互动,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彰显与遮蔽。前者是一种自然形态,而后者则是人为的对场域资源进行再分派的后果。尽管使用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来涵盖整个现代场域可能会落入某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屏蔽某些更为细节的场域之争,但是此举也突破了长久以来形成的以新文学代替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倡导将鸳鸯蝴蝶派这样的“文学逆流”纳入到现代话语的生成范畴之中,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更为丰富的文学史形态,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反思文学,重写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