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农村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发展的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传统的发展模式陷入困惑和对传统发展理论反思的结果。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参与式发展方式开始成为国际发展领域中创新性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突破。我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引入参与式发展理论与方法。经过10多年的探索，参与式理论与方法已被运用于如：资源管理、农村社会经济评估、社区发展与管理、发展计划、小额信贷等多种领域。虽然参与式的概念引入到我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参与式发展的实践往往局限于应用于PRA方法。PRA方法产生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同时，在我国运用的参与式方法仍然属于“搬用”或“借用”，创新之处较少，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许多不适应性。崔效辉认为参与式发展理论在我国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先生领导的“定县实验”及后来的相关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理念与方法，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经验被国际发展结构吸收利用，是参与式发展理论形成的重要源泉。但是崔效辉仅限于对参与式发展本土来源的研究，缺乏系统的、全方位的挖掘“定县实验”及后来相关实践中的“参与式”理念与方法。 本文通过研究“定县实验”以人为根本，以科学为宗旨，教育启发民众挖掘其乡村改造的潜力，开发其乡村建设的智慧，调动民众的主动性、参与性的乡村改造的方法和途径，以丰富现代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参与式农村发展之路。 研究结果认为“定县实验”以教育为手段，以全体农民为对象，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乡村建设理念；通过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种教育方式分工合作，连锁进行使整个社会造成一种教育环境，教育内容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依据。通过农民能接受的多种教育形式，全方面的提高农民的素质；从基本素质入手，加以科学管理的农民自助组织管理模式；三级医疗保健制度；通过生计巡回训练学校普及农民所需的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素质。通过表证农家推广农民需求的科学技术。等等乡村建设理念与方法是值得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学习借鉴的。 然而“定县实验”是在“教育救国论”指导下进行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企图通过和平的方法，教育的力量，乡村建设运动，来挽救已经破产的中国经济与衰落的民族。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认为社会制度决定教育制度，教育要与现实结合，要为革命服务。晏阳初先生由于受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的影响，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采取的办法是改良主义的，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方法，借鉴其正确的理念与方法以更好的解决现阶段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