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的一个“转型期”,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不过这一转变动力并非来自中国自身,它更大程度上得自于“西方”这一外力因素。面对这种历史情境,中国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之路,他们坚信“富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转型时代的印迹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理论探索,从而造就了他们的悲剧性思维。其实,当我们反观那段历史时就会发现,正是这种悲剧性思维才使他们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在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地图上获得了永恒的坐标。于是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最早开拓者。当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段时书间几乎所有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从事着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工作,而我们主要从中选取了康有为和严复作为典型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并希望通过这种分析来窥知当时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的思想状况。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康有为和严复那里,他们将“富强”看作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并加以证成,而他们所运用的论证理据,就是进化论。实际上,他们的进化论又是存在差异的,于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通向“富强”的路径:一是制度变革,一是思维变革。我们分析认为康有为和严复的这两种路径都存在激进的风险,只不过前者为显性激进而后者为隐性激进,进而我们得知他们对这种风险是有所认识的,那就是他们对作为公理的进化论产生了质疑。由此可知,康有为和严复已经察觉到西方的“富强”存在偏差,而这种偏差的存在也使得“富强”具有走向反公理的可能性。出于对这种“可能性”的担忧,他们对西方的“富强”进行了反思,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达致的是一种“文明的富强”而非“野蛮的富强”。接着我们研究了康有为和严复对“文明的富强”的建构,他们主要从经济领域和政治—社会领域两个方面着手的。就经济领域而言,我们发现他们都向“不言利”的传统禁忌提出了挑战,从而释放了对经济的心理束缚,不过在重商主义问题上他们却存在明显的分歧:前者支持,后者反对。就政治—社会领域而言,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点,如自由、民主以及群或个人等。当然,分歧依然存在:第一,在自由与“富强”的关系方面,尽管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中都对自由作积极和消极两种解,也就是说他们既承认自由是手段又承认自由是目的,而且他们都主张“富强”涵容自由,不过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康有为更多倾向于积极自由,而严复更多倾向于消极自由。第二,在民主与“富强”的关系方面,他们都认识到了民主对“富强”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了自治的可行性,但是康有为更多囿限于民本思维,可以说在他看来在中国民主无法达致“富强”,然而“富强”却可以保障民主的运转。相对来说,严复要开明得多,他指出了民主在中国“富强”道路上的可行性,可是与此同时他又陷入了一种“二难困境”:要提高民众的智德力,就得让民众自治;而要让民众自治,就得提高民众的智德力。而这也为他的强人政治主张埋下了伏笔,这表明他对这种“可行性”信心不足。第三,在群或个人与“富强”的关系方面,由于“君”的特殊存在使得康有为无法真正将群或个人当作“富强”的主体,而严复却强调群或个人都可以成为“富强”的主体,它们的“轻重”之别只是“先后”之异而已。我们通过对康有为和严复在上述两个领域的“富强”道路建构的分析发现,在他们那里“富强”可以兼具形下和形上两重性,即他们所寻求的“富强”既追求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实际上这就是“文明的富强”。最后,我们的研究对康有为和严复的“富强”探索作了一个通盘把握,并从历史与价值的二元维度的逻辑视角对其作了剖析,进而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强调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应该实行双向批判,并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些需要加强和注意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