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数据“杀熟”,一般是指大数据交易语境下,商家对特定消费者在交易价格上给予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传统实体交易中,受限于信息收集、处理手段的落后,难以实现千人千面,因人定价。大数据时代,信息收集、处理的便捷为大数据“杀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信息收集、算法分析、固定标签三个流程,经营者便可建立画像用以自动化决策最终实现大数据“杀熟”。这不仅损害消费者剩余,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也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有鉴于此,文章系统梳理了我国关于大数据“杀熟”中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并指出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反垄断责任侧重从市场竞争公平性角度规制,但构成要件复杂,认定困难;二是消费者权益责任着重对公平交易的保护,却未将大数据“杀熟”行为直接纳入违法评价范围,适用过错责任,举证困难;三是反垄断责任和消费者权益责任均无法直接回应大数据“杀熟”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则基本建立了大数据“杀熟”行为中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体系。《民法典》以纲领式的内容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流转与使用作出了规定,确立了“告知-同意”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深入地进行了细化与升级,并直接针对自动化决策进行规定,确立了大数据“杀熟”的禁止性规定。即便如此,《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本身亦存在矛盾及缺陷,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对“告知-同意”规则适用的过于自信,二是对个人信息权益的简单赋权,三是个人信息去标识及匿名化技术的规定相互冲突。上述问题导致很难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进行最大化的限制。基于此,文章以大数据“杀熟”行为中的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与数据流转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现行法下大数据“杀熟”行为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缺位的现状及其弊端:第一,数据收集阶段,“告知-同意”规则的不充分适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为大数据“杀熟”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二,数据分析阶段,消费者算法解释权和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行使条件不明,消费者无法控制个人信息被处理利用,使得大数据“杀熟”悄无声息;第三,数据流转阶段,“告知-同意”规则与数据流转利益平衡的需求不匹配,为大数据“杀熟”留有空间。针对上述三个阶段的突出问题,文章相应提出三项主张:一是优化“告知-同意”规则的实践运用,从数据采集搜集层面最大程度削弱商家的权利,并建立数据交易中的“告知-同意”规则;二是建立自动化决策风险保障机制,强化消费者的风险控制能力;三是充分发挥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作用,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