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与中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都受到苏联的直接影响。但是近现代罗马尼亚绘画的视觉传统依然有三个特点:一、现实主义中的革命性;二、浪漫主义中的民族性;三、表现主义中的现代性。这三个特点在主次和线性逻辑上呈现出递进关系。而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油画实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单一化的创作方法,它具有真实性,典型性,社会主义性和浪漫主义性四个特征。在写实技巧上引进了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和重视外光的色彩体系。在创作形式上学习了苏联的情节性绘画和纪念碑性绘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博巴班”开启了中罗两国美术交流的先河。博巴在全盘苏化的环境中带来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三点:一、对表现性的突破;二、对中国化的尊重;三、对个性化的强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博巴的艺术影响只能算作一个插曲,但他的学术观点、审美经验与教育理念蕴含了现代性精神,为之后中国艺术多元化的重生保留了火种,让我们能够看到现代性的文脉并没有断流,而是在一元化的夹缝中潜伏与接续。在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今天,中国艺术家则依据个体需要,更为主动的同世界进行交流。基于相似的成长背景,罗马尼亚的艺术家依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和养分,格尼便是其中的代表。格尼在图像叙事中通过碎片化的历史题材,戏剧化的视觉氛围与荒诞化的场景建构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多维的景观世界。在绘画语言上艺术家运用魔幻般的色彩张力,培根式的糜烂形象与梦魇般的笔触肌理制造出巨大的视觉感染力。他的图像趣味和表现方式与中国艺术家贾蔼力、韦嘉等都反映了同时期两国艺术家的审美取向。这两个历史阶段并不是割裂的,罗马尼亚绘画在中国的影响经历了从边缘到流行的转变。因此罗马尼亚绘画与中国油画的比较能够构成系统性。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也受到罗马尼亚新绘画的影响。出于学院的教育背景以及对具象表现性油画语言的探索,在图像上我力图从个体感知和当下经验出发,表现一些日常中的诗意,斑驳和浪漫之像;在绘画语言上我希望制造出一种含蓄,流离,侵染的质感,从而获得一种和现实的间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