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也是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我国脱贫减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在现行贫困标准下实现了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脱贫摘帽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站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上,如何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成为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新命题。而政府作为减贫工作的主体,其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也直接影响着农村减贫效果。中国式分权下,官员晋升机制和GDP政绩考核体制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出现明显的“重经济建设、轻民生”的偏向,可能导致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难以获益,不利于农村减贫。进一步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这无疑会影响贫困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不利于农村减贫,这表明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是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影响农村减贫效果的两条重要传导渠道。在此背景下,探究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对农村减贫效果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所起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与补充了现有研究对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以及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不足,也对充分发挥财政支出扶贫功能、推进我国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以及实现巩固和拓展既有脱贫成果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理论上依据相关理论分别对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形成机制、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对农村减贫效果的直接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在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影响农村减贫效果过程中起到的间接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两步系统GMM计量方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并基于我国2007-2018年30个省市(西藏港澳台除外)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对农村减贫效果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式分权下形成了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出现“重经济建设、轻民生”的偏向,在这种情形下,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显著抑制了农村减贫效果,即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程度越大,越偏向于经济建设支出,忽视民生性支出,则越不利于农村减贫。(2)农村居民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是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影响农村减贫效果的两条传导渠道,即偏向性对农村减贫产生的抑制效应通过降低农村居民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这两种机制实现。(3)农村居民教育人力资本在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影响农村减贫效果的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明显大于健康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政府应改进官员考核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将健康扶贫与教育扶贫相结合,从而形成更有效的减贫“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