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公司法》对股份回购制度的修订,体现了对股份回购行为的政策性支持,引发了我国最大的一次回购热潮,全年共有700余家上市公司参与其中。2019年回购热潮持续,回购金额规模达到约950亿元。但随着回购规模逐渐增长,相关问题也凸显出来。部分公司出现了“忽悠式”股份回购行为,即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回购承诺的情况。2019年1月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相继推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细则对股份回购中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做了约束,增强了对股份回购的日常监管。但由于违法成本低、企业逐利性等原因,“忽悠式”回购行为依旧屡禁难止。2019年后证监会以及两大证券交易所对未完成回购计划的行为频繁进行监管与警示,体现出“忽悠式”回购行为在监管下仍然存在且不断显现。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海思科为例,从回购能力、回购动机、价格设计、后续回购进展等方面分析“忽悠式”股份回购的可识别特征。并就“忽悠式”股份回购影响后果与存在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从而为如何严防“忽悠式”回购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帮助外部中小投资者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具体而言,本文首先梳理了关于股份回购以及回购失信行为研究的具体文献,并且介绍了本文依据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的界定。接着回顾了我国股份回购实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展情况。随后重点对新《公司法》和两大证券交易所《回购股份实施细则》颁布后的股份回购现状进行探究,发现在股份回购趋于常态化的同时,“忽悠式”股份回购依旧屡禁不止,成为回购违规的主要形态。并且“忽悠式”股份回购公司通常以回购机会少和环境变化致使的资金不足为由不履行回购承诺,且大部分以市值管理为动机并存在回购能力不足的情况。接着本文选择海思科为案例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其“忽悠式”股份回购特征,发现海思科在颁布回购计划时并不具有充足的回购能力且存在隐藏动机。接着通过研究回购行为特点发现,其回购价格的设计溢价率低,并且存在回购信息披露不及时的现象。种种迹象特征表明海思科或许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进行真实回购。随后研究发现海思科终止回购的行为产生了负面的市场效应,损害了外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内部治理的不规范和外部监管和法规的不严密是造成海思科“忽悠式”回购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从公司、外部投资者、监管机构三个层面提出了合理建议。本文研究结论为:（1）“忽悠式”股份回购公司通常回购能力欠缺、回购成本较高。（2）表面回购动机不足时,其背后可能具有隐藏动机。（3）对回购真实性的判断需要关注回购方案设计和后续信息披露情况。（4）“忽悠式”股份回购通常会产生较为消极的效应。（5）目前法规对于“忽悠式”股份回购的约束力较低,且法律规制存在漏洞。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帮助投资者增强警惕性,提高其风险辨别能力,减少利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同时也对股份回购新规实施的效果进行了一定程度探讨,为严防“忽悠式”股份回购,完善监管漏洞和相关法律规制,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