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笔者在广东东莞两家电子厂的参与调查,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深入访谈,试图揭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短工化”现象背后的主观动因和心理机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沿海制造业劳动主力,其群体特征和流动行为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与旧生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上所呈现的“短工化”特征,即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远远低于旧生代农民工。已有研究从各个角度探悉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了解其具体行为。研究角度上,既有阶级立场、主观认同、社会保障等宏观层次,又有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原因、消费行为、婚恋现状、城市融入等具体方面；研究方法上,既有文献回顾和分析,又有问卷调查和统计。本文采用人类学定性的田野调查方法,笔者以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东莞的两家电子工厂,对其生产过程、管理模式、宿舍体制等有全面的认知,同时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挖掘其流动史,了解其社会网络和休闲娱乐生活。试图提供一个主位的研究角度,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聚焦新生代农民工辞工和流动行为的主观动机。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辞工和流动,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即工厂体制、社会背景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诉求。工厂的生产管理体制是流动的推力,有限的家庭责任、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的有利地位、新媒体和社会网络为流动打好基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生活态度和未来规划,使其将流动视为常态。当主观心态与客观现实碰撞在了未婚的人生阶段上,正如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具有多层的意义,辞工和流动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相较于工厂的低工资,辞工和流动是寻求“人往高处走”的发展机会；面对工厂长时间高强度的劳作,辞工是获得暂时性的休息；相较于工厂的隔绝和外面世界的精彩,辞工是享受娱乐；面对工厂生活的压抑和管理人员的粗暴,辞工是表达拒绝和自由；面对工厂的异化和情感缺失,辞工是对友谊和爱情的渴求。总之,迥异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踏实沉默地在工厂做事并不能为他们谋求更好的生活,辞工和流动才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