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着增速放缓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在实体经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热衷于股票投资、委托理财等金融活动,实业投资被不断挤出,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不断被削弱,金融化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失衡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在资本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探究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区域上是否存在差异;检验企业金融化同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最后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出可行政策。本文依托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自由现金流假说,以2012-2018年我国23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对企业金融化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适度的企业金融化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过度的企业金融化则会加深企业的无效率投资程度,对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2）企业金融化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过度投资企业,企业金融化上升能降低其过度投资程度,改善投资效率;对于投资不足企业,企业金融化则加深了其投资不足程度,降低投资效率。（3）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地域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金融化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强于非国有企业;不同地域下,企业金融化对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比东部更弱、减损作用比东部更强。（4）实业投资是企业金融化影响投资效率的中介因子,即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出实业投资,表现出对投资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本文从政府、金融部门以及企业自身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管,营造良好的实业投资环境,充分调动企业投资实业的积极性。（2）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减少企业投机行为。（3）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