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兴起。本文认为，在形式的角度上，“新”的最大体现就在于后文本与前文本的关系上。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后文本紧紧依附于前文本，但在新“历史”小说中，对前文本的依赖性大大降低，这种差别令两者建构历史的“想象”方式截然不同:前者的“想象”尽量与前文本的描述和成规相符;后者的“想象”则只是把前文本作为一个标示时间的舞台，它的后文本中并没带有前文本太多的材料，更多的是由作者的经验和记忆补充。　　格非的历史书写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文本，透过他的“想象”可以发现新“历史”小说的一些特点。他的历史“想象”可以分为两方面:“对历史”的思考和“历史内”的聚焦。　　前两章讨论的是“对历史”的思考，即格非用文学寓言的形式对历史自身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包括两个立足点:历史能否完整地被人所感知，以及历史的发生是否有着确定的路线，即关于历史的认识论和发生论。在历史的认识论上，格非的文本中显示出，一些历史由于前人的隐瞒或漠视而出现起源的缺失，难以完整地认识，一方面，留下的空白导致人们无法在历史中找出恰当的真相说明而陷入困惑和恐慌之中;另一方面，空白也产生了多重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离事实更远从而出现认识的错位。在历史的发生论上，“偶然”作为主题出现在格非的文本中，一是在事态正常发展序列中插入的偶然因素，即使它很微小也能产生很大的能量令历史变向;二是在事态发展某个时刻的可能选择的偶然性，它意味着历史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第三章讨论的是“历史内”的聚焦，即格非对于“历史”的书写方式和关注重心。在书写方式上，作者主体的经验直觉也投射到“历史”之中，对后文本进行填充，从而形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式的书写。在关注重心上，首先，在反映社会状况与个人存在两者之间，格非更注重后者，强调文学中“历史”的摄像头应该放在个人身上;其次，当“历史”涉及到社会状况时，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复制，更应该注意到其表层下的暗流。本文以格非的《风琴》、《边缘》以及《人面桃花》作为案例分析，观察格非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本文试图以“历史”的角度解析格非:他的作品既是文学，又是一种诗性的历史哲学，同时其历史观的呈现也带有一个变化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