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承销商声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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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国债券市场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总存量规模在2020年首次达成百万亿元成就。作为一种灵活、有效且安全的融资机制,债券产品无论是为实体企业服务还是国计民生发展都提供了坚定的动力,由此我国提出资本市场的长期战略之一就是逐步提高债券融资在企业直接融资中的比重。但自2016年开始,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层出迭见,大批企业宣布无力偿还债券融资,导致投资者对债券产品一片质疑,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以企业信用情况作担保发行的企业债券这一类型传统信用债券,直接反映在其信用利差大幅上升,引发无辜企业债务融资逐渐变得融资难,融资贵。此时,如何控制债券市场的发展失控,防范信用风险成为保证债券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导致信用风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发行方与认购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债券发行企业作为掌握全部价值信息的信息源,若为了利用信息优势获取额外收益,在债券发行时就有可能未如实向市场反映企业准确财务情况、运营情况等关乎偿债资金来源可靠性的价值信息。那基于此种情形下所通过审批发行的债券,对于其隐含的不确定风险很有可能将对债券认购者的本息偿还产生不利影响,最终构成实质性违约。在违约事件的不断冲击下,债券发行全过程中负责重要信息披露的中介机构-承销商的作用也开始引发市场的重视与思考。对于承销商的监管,证监会早有颁布《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对承销商进行分类评级,作为其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开展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基于上述背景,从中介机构承销商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债券发行过程中承销商的声誉评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深入探究声誉效应形成的原因和具体作用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寻找完善债券市场制度建设,防范信用违约风险的政策启示。学术界关于债券信用利差成因以及影响因素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因素方面,普遍将信用债与相同剩余期限的无风险国债利率之差即信用利差看作为投资者承担债券信用违约风险的补偿,市场对于债券发行所评估的信用风险越大,相应定价时所反映出的信用利差越高,主要涉及信用利差与债券交易市场、地方货币政策等层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也都不是特别显著。受债券市场违约浪潮后市场对于发行企业不再信任的刺激,学术界开始更多转向微观层面,从发行企业以及债券定价要素本身寻求原因,不断发现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信用风险出现的重要原因,而投资者接收到的信息完整度将会对信用利差的高低造成显著影响。而学术界关于承销商声誉效应的研究却都大多集中在股票市场,传统理论认为承销商作为市场信息中介有利于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不对称,大部分研究都旨在探讨承销商声誉效应对于企业IPO抑价、未来业绩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并且关于承销商声誉效应的是否存在以及影响方向都众说纷纭。但随着我国对于承销商发展的重视和监管趋严,承销商声誉效应在我国股票市场逐渐产生明显作用,学者们发现高声誉承销商可以通过更好地发挥信息中介职能从而挖掘、传递企业内部价值信息。如今,随着债券市场的地位在我国资本市场逐步拔高,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承销商声誉效应在债券市场上的作用,从一开始只是注意到市场份额较大的承销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到后期形成规范的承销商声誉效应对于债券交易影响的研究框架,但关于债券信用利差与承销商声誉效应相关联系的现有文献却普遍匮乏,因此防范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从承销商声誉效应角度出发的研究还有待补充。本文基于承销商的声誉评级视角,对债券信用利差产生的影响以及具体机制进行探究。理论分析中,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承销商在债券发行前后所担任职能不同的现实背景,将承销商作为信息中介的作用发挥拆解为缓解事前和事后信息不对称的两类场景。再借助市场信号理论引入承销商声誉效应,在两类场景下分别引用“认证中介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以探讨债券发行前后担任不同职能的承销商声誉效应的不同作用机制,创新性将声誉效应进一步划分为“认证效应”与“保证效应”。有鉴于此,实证分析中本文以2010年证监会首次发布承销商评级数据为依据,代表性选取2010-2020年十年间由不同声誉等级承销商所负责承销发行的企业债券混合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承销商声誉效应的存在,再采用因果逐步回归系数法分别验证了“认证”与“保证”这两种中介效应,对声誉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效应会对债券信用利差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问题检验。稳健性检验涵盖了更换承销商声誉评级变量的子样本回归检验,本文的主要假设和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对债券信用利差造成负向影响,一是高声誉承销商在债券发行前通过“认证效应”以传递更多企业内部价值信息;二是高声誉承销商在债券发行后通过“保证效应”以加强对存续期内债券监管力度。即承销商作为信息中介可以通过债券发行前后的“双证”效应分别缓解事前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承销商声誉等级越高,“双证”效应发挥的作用越大,越能够防范债券信用风险,从而反映在信用利差越低。本文通过研究承销商声誉效应对于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丰富了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分析框架,为进一步理解承销商声誉视角下的债券信用风险防范提供了理论支撑,拓宽了承销商声誉效应研究成果,为债券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完善承销商声誉评级制度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也为债券市场信用风险的防控工作提供了有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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