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自一八四七年问世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依然褶褶生辉。在中国它的译本超过四十种,其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是很长的。本文所分析的译本分别是李霁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译本和黄渊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译本。接受理论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德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它源于现代阐释学,认为翻译就是解释,它强调读者在构建意义中的积极和贡献作用以及文本的开放性,突出文学阅读的交际性质或文本——读者间的互动。应当指出,虽然接受理论强调文本解释的无限可能性,这种解释也是在文本的范围内或基于文本进行的。接受理论对翻译有启示作用。本文介绍并运用接受理论核心概念: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审美愉悦等,以原作和两个中译本作为语料,在此基础上做详细分析例证。期待视野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价值观、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标准和欣赏水平。文学作品提供的视野和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处在一个不停的动态过程中。作品的潜在意义在此过程中逐步显示、实现。接受主体在世代相续的理解中不断改变自己的视界,通过视野融合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李霁野和黄源深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译者,期待视野不同,翻译追求也不同。分析表明,李霁野的译本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文中一些词语或内容的翻译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小说原先反应了工业革命后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李霁野将自身的期待视野与小说融合,使译本服务于革命的目的,唤醒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而另一方面,黄渊深的译本侧重于风格翻译,体现原文在形式和意义上的美与诗意,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读者的审美期待因素有更多的考虑。文学本文中充满了空白和不定点,它们来自多层次的语言结构系统,召唤读者或译者将这些空白不断的具体化,从而与原文进行沟通,调整其以往的视界和意向,重构原作的意义。两位译者填补翻译过程中因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无论是语言上的还是文化上的空白也有不同的方式。文学作品是作为读者的审美需求的对象而出现的。审美经验的实质是审美愉快。读者可以通过自身创造力的发挥、与艺术作品的交流获得愉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关照作品的审美价值,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体现或再创造原文的艺术美。对比两个译本不难发现,黄渊深的译本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审美享受。修辞手法如象声、比喻的翻译极为生动,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说,翻译策略是交际策略,译者通过它扮演原作者和读者间的中间人的角色。李霁野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文中保留了很多欧式句法。黄渊深的译本直译意译相融,考虑了当今读者的审美水平和接受水平。两部译作都为这本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做出了贡献,是其翻译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