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全国先后出现了十余次大范围的雾霾天气,雾霾天数是50多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对群众健康、交通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影响,雾霾的治理迫在眉睫,但是我国的雾霾治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果都无法满足目前雾霾治理的需求。行政问责是一种通过对问责客体的问责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从而实现规范问责客体的行为,矫正问责行为的功能的机制。在我国雾霾的治理过程中引入行政问责机制可以起到督促矫正规范的作用,同时也有利用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在环境保护部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多个城市已经针对自己的情况提出并实施了雾霾天气的治理措施,成果不一,但总体来说作用不甚明显。2013年3月环境保护部提出通过评估考核、结果公开的方式来实现大气污染的行政问责,部分城市践行,通过将大气污染防治成果纳入绩效考中来实现问责,但是在雾霾天气治理行政问责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由于行政问责客体、问责适用的责任体系以及问责的责任结果实现等要素出现偏差导致行政问责的功能异化的现象。本文首先从我国雾霾治理、我国雾霾治理行政问责以及我国雾霾治理行政问责功能的发挥三个层面进行应然和实然情况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比应然和实然情况,提出三个行政问责要素偏差导致功能异化的现象,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原因追究、作用机制以及矫正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新的环境即雾霾治理环境以新的角度对行政问责功能发挥进行研究,丰富我国雾霾治理过程中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