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对企业的规制负担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政府规制负担的研究是近年来政企关系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课题。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的监管能力和制定并实施规制的水平仍然有待提升。政府规制负担的改变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从而对企业的创新与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在对国内外政府规制、制度逻辑和企业战略平衡观点的研究现状及最新发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分别从技术创新效率、企业生存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探索并实证检验了政府规制负担对企业的影响。本文将多元制度逻辑理论和战略平衡观点相结合,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层面多元制度逻辑竞争影响下政府规制行为的选择机制,以及在多元制度逻辑竞争的影响下的企业战略响应的机制,构建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政府规制负担与企业战略相应关系模型,并通过模型分析了政府规制负担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企业绩效和企业生存的影响机理。本文从宏观产业层面的视角出发,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深入研究了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和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规制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政府倾向于鼓励企业进行高社会收益类型的创新投入,而对高市场收益类型的创新活动增加规制负担,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受到这两类创新的共同影响,当政府规制负担对企业两种创新活动的干预达到平衡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政府规模的减小显著正向影响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政府规模减小提高了政府效率,使政府对企业多重代理问题得到缓解,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3)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大幅降低了企业进行外部创新搜索的成本,同时加速了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过程。(4)中介组织在政府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调和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有助于降低政府规制负担对企业造成的合规成本。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的视角出发,使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对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高技术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并深入研究政府规制负担对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制负担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政府规制负担水平,可以将企业的生存风险降到最低,而政府规制负担过重或者过轻都将显著降低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企业的出口行为,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对这种影响关系有调节作用,企业有出口行为,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企业规模越大,均可以降低政府规制负担对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本文结合制度逻辑理论和战略平衡观点,通过使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2008-2016年的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并深入研究了政府规制负担,企业战略平衡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负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企业的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投入水平在政府规制负担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显著的多重中介效应。同时,本文选取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0-2007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企业的非市场战略对政府规制负担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了主要的中介作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企业非市场战略的中介效应减弱,市场战略中的销售战略起到了主要的中介效应,企业的战略重心由非市场战略逐渐向市场战略偏移。企业的研发战略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金融危机之前企业研发战略的个别中介效应不显著,金融危机之后研发战略的个别中介效应变得显著,说明随着国内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企业逐渐重视研发创新,倾向于通过由技术和产品创新实现长期的绩效回报来应对政府规制负担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规制理论与企业行为关系的研究,并为我国当前政府规制负担对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生存和企业绩效关系的争论提供了实证参考与依据。总体上,政府规制负担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企业绩效和企业生存的影响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存在最优的政府规制水平,通过对市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和企业绩效维持较高的水平。研究对于认识政府规制负担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路径及经济后果也有着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政策启示在于:国家应努力提高监管能力,完善对企业相关规制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序,对企业进行适度干预,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对企业进行监管时,努力寻求最优的规制负担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