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委代关系中,委托人追求收益最大化,而代理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由于他们各自追求的目标不尽相同,因此代理人具有摆脱委托人控制的倾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问题。合谋就是代理人与其他代理人或监督者串通起来,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委托人或社会公众以从中渔利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合谋会影响委托人、国家或外部投资者的经济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此,如何防范上市公司合谋就成了理论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随着人们对合谋认识的不断增加,理论界对合谋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应该说目前在如何防范合谋问题上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得出的结论也比较一致:①加强对代理人的激励;②加强对代理人的约束;③提高合谋的交易成本。实际上,目前国内外在研究如何防范合谋问题上主要是从激励和约束这两个方面开展研究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作为防范合谋的重要手段也一直受到众多上市公司的重视。具体到我国,从最近这几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加大了对代理人即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强度,经营者的薪酬激励水平越来越高。从理论上,随着激励强度的增加,合谋次数应该是越来越少,但在我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激励结构、约束结构设计方面存在着偏差造成的。基于上面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激励约束结构与上市公司合谋的传导机理的分析和对我国上市公司激励约束结构现状的分析,认为激励约束结构失衡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合谋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然后考虑到目前我国在激励经营者方面主要有工资、津贴、奖金、股权等激励手段,根据这几种激励手段性质的不同,我们分为固定薪酬报酬和风险报酬这两种激励手段,考虑到这两种报酬手段利弊恰好互补,本文通过对经营者效用函数的扩展,利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构建了经营者最优的激励结构问题。再次,在静态分析最优的激励结构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又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经营者最优持股量的问题,也就是经营者动态的激励结构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并把动态的薪酬管制引入到模型中,分析了经营者在没有合谋行为和有合谋行为这两种情况,得出了经营者最优的持股比例问题。但本文还认为尽管经营者持股处于最优,但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营者仍然可能进行合谋行为,我们又提出要加强国有股减持、加大独立董事独立性、加大媒体监督、法律监督力度等政策建议。上面的分析主要是从单个层面分析结构问题,本文又从激励约束角度综合分析了经营者的最优激励约束结构问题,认为加大激励和约束力度之间需要一个均衡,本文又利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构建了一个最优的激励约束结构问题。此外,本文实证分析了激励结构、约束结构对上市公司合谋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除绪论部分外,本文其他章节安排如下:第二章是激励约束结构与经营者合谋的传导机理分析。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激励结构的现状分析和约束现状的分析,发现在激励结构方面,我国上市公司主要存在着激励结构不合理、激励方式单一、长短期激励失衡等问题。在约束结构方面,主要存在债权人参与约束机制较差、监事会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独立董事监督弱化等结构性缺陷等。在激励结构与经营者合谋的传导机理分析方面,我们认为人在心理上具有类似会计核算式的多重会计核算体系,都会核算在每个会计项目上的收支情况。它表明在特定激励结构中,诸要素之间替代关系的有限性,这就为多激励要素组合的激励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解释,这表明任何组织在进行激励时,都要采取若干激励方式的不同组合。由于经营者有其特定的需求结构或偏好所决定的理想的激励结构,而上市公司为其设计的激励结构常常偏离其理想的激励结构。于是,经营者就有自动校正现实的激励结构与其理想激励结构之间差异的动机,这种典型的自我选择机制造成了经营者合谋的动机。而在约束结构与经营者合谋的传导机理分析方面,我国上市公司约束结构普遍存在着“内部人控制”,使的内部约束不足,而基于信息的角度,外部约束虽然有效但却有滞后性,约束结构的这种结构性偏差则给了经营者合谋的机会。因此,经营者的合谋行为不可避免就出现了。第三章主要是货币报酬与股权报酬的最优组合研究。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手段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激励经营者方面主要有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股票期权等手段,根据这几种激励手段的性质不同,我们把其分成两大类,即固定薪酬与股权报酬这两大类激励手段,这两种激励手段各有利弊并且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把他们的优点结合起来是可以有效的防范经营者的合谋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经营者效用函数的扩展,利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我们找到了经营者最优的激励结构。但这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分析,并不能确切的知道经营者的激励结构问题或者经营者持股量问题,尤其是当经营者持股数量的变化能给上市公司带来利润递增时,这时候公司的预算线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又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经营者的激励结构问题。我们通过建立一个委托代理人模型并把动态的薪酬管制引入到模型中,发现经营者持股和企业价值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形状。经营者持股比例客观存在一个最佳规模,股权激励存在一个“拐点”,在这一点上,股权激励效应最大,企业的价值最大。第四章是我国上市公司最优激励约束结构的构建。虽然经营者持股处于最优化,但经营者仍有可能进行合谋行为,因为激励结构的失衡会引发代理人的合谋动机,但约束结构的失衡会给代理人合谋提供机会。因此,本文提出了加大内外部约束的政策建议,尤其是加大媒体监督和法律约束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加大激励和约束强度都可以抑制经营者的合谋行为,但片面的加大激励强度和约束强度并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需要界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边界问题,本文利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构建了一个最优的激励约束结构。第五章是实证分析,主要利用我国合谋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来测算激励结构、约束结构对合谋的影响,以此来证明结论的正确性。最后一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主要创新及不足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本文借鉴管理学的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与方法,并把经营者的一般效用函数进行了扩展。既有文献对于防范合谋的研究,仅仅是把经营者的效用函数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通过加大对经营者的激励强度,增加其效用水平,从而抑制其合谋动机。但一般模型并没有对代理人的效用作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借鉴借鉴管理学的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与方法,把经营者的效用函数分为两部分,扩展了经营者的一般效用函数。(2)本文借鉴最优要素投入理论构建了一个防范合谋的最优的激励结构。本文在对经营者的一般效用函数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上市公司的两种不同的激励手段的差异,并利用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从静态的角度构建了一个防范合谋的最优的激励结构。(3)构建了一个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经营者激励结构问题。本文在借鉴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关于不同信息条件下委托-代理激励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动态的薪酬管制变量,构建了一个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经营者激励结构问题。通过模型分析,找到了经营者的最优持股量和最优持股区间。(4)从激励约束结构角度构建了经营者的最优激励约束结构。本文首先根据激励约束力度的不同提出了“激励约束矩阵”的概念,并利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系统论述了构建最优激励约束结构的重要性,并借鉴最优要素投入理论,利用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无差异曲线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最优激励约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