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传统的翻译理论及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具有高度的规约性，经验性，模糊性及片面性。作为二者的中心概念及首要观点，“忠实”或“对等”长期以来不时遭到学术界内的种种批评。正如霍恩比所指出的那样，翻译理论不可陈义过窄，它必须既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致于能够适应单个文本的分析研究工作。 传统意义上的忠实观或复制观或许可以应用于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天气预报及新闻简报，因为此类文本中，文字的字面意义为最重要。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尽全同。Reiss曾按照文本侧重点的不同，如内容、形式及感染力将各种文本分成三类。他认为不同类型的文本必须区别对待。奈达也曾根据文本功能的不同而将各类文本分成抒情型，记叙型及祈使型三大类，并说译者作为读者常常是凭着文本的类型及一定的情景来决定译法的。这些已足够表明，传统译论及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因为过于刻板而不足以指导文学作品的翻译。忠实观虽说有趣，而于文学翻译却并无多少实际的理论意义。它虽然已经并且也有可能继续引起翻译研究领域种种激烈的争执，但这并不值得。 我们要正确评判各种抱守着“对等”概念的传统译论及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文本不过是由语言单位构成的一条线性链，因而翻译也不过是用所谓对等的语言单位替换原文的换码过程。关于翻译研究，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是“开启一场健全的，以目标为宗旨的基于创造性的团队工作之上的对话，一场令百花都能齐放的对话”(Paul Betcke 1999：1)。一场对置于一定情景之中的原文本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对话。这种对话因其具有高度的合作性而显然有别于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因为在后者那里，学者们无非就是双手呈上自己的论文，至于自己的论敌说了什么，他们向来都是佯装听着。翻译理论要深入，最重要的一步便是要尽早摆脱以前那种只对不同的文本及语言系统进行纯语言对比的局面，对于翻译活动及译者会如何受到各方各面因素的影响，译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作及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将如何运作及被接受等问题，我们也必须同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文的选题及完成深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生在国际译学研究界内的一场所谓范式变革的影响，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相比之下，它更加强调译文的功能，而不是原文本的规约. 本文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国内外传统翻译理论及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方法的理论缺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规约性及经验性的翻译的本体研究在目前译学研究已经向着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之下已无多少的实际意义。 第二章解释了为什么先前的译者及翻译理论家们会对“忠实”如此执迷，指出如传统译论那样视“忠实“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唯一标准不尽合理。 第三章专门讨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在作者看来，文学翻译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此之中，译者的劳动因主客两方面的原因显然既是创造性的，又是叛逆性的，虽然他也想竭力忠实于原作。作者还综合了对译学研究语言学方法理论缺陷的种种看法。 第四章是本文的重中之重，作者通过举例，意欲揭示各种可能导致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因素。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五部分，是对本文前几部分所述内容要点的总结，重申文学翻译能够也只能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