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以来，互联网通过公开信息、鼓励言论、扩大参与等形式逐步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以孙志刚事件、刘涌改判案为标志的2003年即被称作中国互联网影响政治生活的元年。从博客、维基百科到社交网络、微博，互联网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热潮都丰富了互联网使用者通过虚拟空间影响现实生活的手段和途径。“网络民意”越来越成为建构社会舆论的重要环节。受互联网推动社会结构走向扁平化的诸多事实鼓舞，不少学者和互联网从业者认为，互联网可以作为在中国社会里构建公共领域的载体和路径。与此同时，持相反意见的人从互联网本身存在的众多矛盾和问题出发，认为能否以网络构建公共领域仍需进一步讨论。笔者在使用高校BBS和著名网络论坛的过程中发现，在这些矛盾和问题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互联网这一表达平台上，许多言论其实距离“公共领域”应有的题中之义相去甚远。以北京奥运会火炬全球传递期间国内互联网上出现“抵制家乐福”的言论热潮为例。以抵制一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来表达对法国政府的抗议和不满，既选错了批判对象，也直接损害了供职于家乐福的中国员工的利益。该言论影响虽大，却违背了公共领域的实质精神。存在于网络舆论中的这些言论事实即是本研究的起点。　　鉴于围绕“公共领域”范畴本身以及互联网能否构建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尚存在争议，本文采取绕开争议、以“公共性”为观察视角的思路，对公共性的内涵加以梳理和界定，并关注互联网舆论中存在的与公共性背反的事实，称之为“伪公共性”。“伪公共性”的存在消解了互联网通过公共性推动社会参与和民主进步的积极作用。本文将伪公共性纳入理论研究视野，期望通过具体研究提醒学界和业界注意到互联网舆论中的伪公共性对其公共领域角色的解构，并提出应对伪公共性的原则要求，以便推动互联网更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参考了围绕互联网与公共性这一主题的诸多文献之后，笔者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对互联网推动社会民主的功能过于乐观，而没有对可能阻碍该功能实现的互联网自身的弊病留有足够的关注;二是在这些不多的学术关注里，对消极因素即本文所称的“伪公共性”的原因机制着墨不多，主要从定性的视角给出一定描述，研究深度不够，结论也欠缺足够的说服力。因此，本研究从伪公共性出发，重点探讨两个问题:互联网舆论是否存在伪公共性;伪公共性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梳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重点回顾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提出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并介绍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解析“公共性”范畴，分别从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两门学科视野中归结出能够获得共识的“公共性”的内涵。第三部分即提出“伪公共性”是公共性不显著的状态，并运用定量方法证明互联网议程中存在伪公共性。第四部分分析伪公共性的形成机制，以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为解释框架，结合使用定量方法，对形成伪公共性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阐释。第五部分着眼于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伪公共性在议程设置之下发生了转移和扩散，并借鉴行动理论提出了应对伪公共性转移扩散的原则要求，认为传统媒体应该发挥更大的批判作用。将伪公共性定义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公共性不显著的状态，运用统计方法而非归纳逻辑证明伪公共性存在于互联网舆论中，以行动理论为框架解释伪公共性的形成机制，这是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的新意所在。　　最后，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互联网舆论中的确存在伪公共性。伪公共性的产生是议题、用户和过程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源于行动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面对伪公共性的转移和扩散，一方面要求真正的批判精神进入互联网的讨论过程，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提升媒介素养。传统媒体可以作为应对伪公共性的互联网舆论引导和管理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