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很快，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明星。2002年，中国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外资的注入不仅缓解了经济建设资金紧张的难题，更为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其地位也日显重要。但是，我国在利用外资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利用外资重数量不重质量；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不合理；利用外资效益不理想等等。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利用外资情况的介绍，着重分析了政府在利用外资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对利用外资存在明显差距的两个省份的对比分析，指出其政府态度不同所引致经济发展的不同效果；提出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作用，并对优化投资环境提出了具体建议。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从而为我国政府引资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政府利用外资的诱因进行分析，指出外资进入中国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本部分还介绍了引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变化，并对其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政府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作用，并通过吉林省和广东省外资利用现状的对比说明政府态度不同所引致经济发展的不同效果；第四部分分析了政府在加快利用外资过程中应考虑的几个因素并对优化投资环境提出了具体建议。第一部分 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理论入手，介绍了投资理论的发展过程；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引出政府在促进资本流动和加快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WP=43>国际投资理论大体上经历了资本国际流动的初始阶段——国际间接投资理论阶段和资本国际流动的实质性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阶段。国际间接投资理论以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主，该思想起源于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后来又由北欧学派的赫克歇尔和俄林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奠基人海默提出了垄断优势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促使投资者采取对外投资以控制海外企业，一是保证投资安全，二是投资者具有某些特定的优势。在他之后，邓宁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若想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必须为其提供三方面的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本部分还分析了经济增长的两个层次，即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主要要素的第一个层次和以地理、开放和制度为要素的第二个层次。指出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将起到主导作用。第二部分 分析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内外部动因；列举了中国引资过程中政策的两个分水岭，同时客观评价了外资政策的实施效果。引资的外部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受要素禀赋差别以及结合度带来的比较利益的驱使；二是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移的需要；三是出于进攻性战略的考察；四是受国内政策调整及市场运作效率提高的吸引。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目标的需要；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不畅；三是内资出口转内销和政府行政色彩的作用。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大体分为入世前和人世后两个阶段。指出利用外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分布不合理的现状。第三部分 着重分析了政府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指出中<WP=44>国利用外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政策的实施过程，政府往往直接参与吸收外资的活动，建设基础设施、制定优惠政策，在对外开放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这一部分还对比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巨大差距的南北两个省份，指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除客观条件外，由于政府作用发挥不同而导致的两种炯然不同的引资结果。第四部分 是要通过政府改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要调整和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以改善法制环境；三是要在立足长远政策的同时，注重对现有政策的贯彻落实。这一部分还提出了优化投资环境的若干建议。结合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既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硬环境，更要重视加强投资软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具体作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政府的意识要从强调软硬环境建设上升到企业生态环境建设；这里主要分析了两点：首先要把外来资源整合到当地经济中，提高本地经济竞争力；其次要认识到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一个系统发展和上升的过程；二是在加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建设的同时，更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和提高软环境；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改善投资环境首先要改善政府管理；其次要跳出单纯的政策优惠怪圈，实行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要加快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履行承诺、树立形象；四是要制定特殊政策积极吸引外资中小企业前来投资。希望政府能更好地发挥其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职能，提高引资的质量和水平，开创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