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一个智能化的大数据时代,数字化技术手段的运用在刑事侦查领域也逐步得到了重视并落实于案件的破获。伴随着大数据本身数据容量大、高速运算、复杂性等特征,使得刑事侦查思维由原本对因果关系的追寻演变为对相关关系的探索。大数据使原本的侦查空间由现实转向了数字化空间,侦查对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种侦查模式突破了传统侦查落后于犯罪的弊端,间接促使各部门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协作,无疑将侦查推向了智能化发展的方向。在实践中,侦查机关亦通过建立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以及利用数据重组分析犯罪网络达到了打击犯罪的目的。然而,侦查权的过度行使必将导致对公民隐私权的入侵,这是侦查作为一项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长久以来便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大数据的侦查模式下,侦查逐渐社会化、弥散化,监控不再以犯罪嫌疑为前提,通过拼凑公民零碎的数据获得其全方位的信息不再是难事。随着大数据的深度利用,如果缺乏对侦查启动门槛的规制、对数据侦查的防控手段以及事后隐私侵犯的权利救济,公民的人格权面临着严峻威胁。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域外学术界对隐私保护的学理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法规,通过刑事诉讼领域、行政领域和司法救济的途径来限制大数据侦查,防止侵犯公民隐私权。我国对于大数据侦查这项方兴未艾的技术尚未有明确的法律属性界定,更遑论全面的制度保障措施,一旦公民隐私权遭到了侵犯也无从救济。因而完善程序制度是保障公民个人隐私的首要任务,必须明确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属性和启动门槛,构建完善的侦查监督体系和大数据证据适用规则,建立可落实的程序违法制裁制度和权利救济措施。这样才能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大数据侦查的积极作用,同时保障公民个人的数据隐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