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戏剧史上，《琵琶记》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较为成熟的艺术成就成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它的问世，不仅提升了南戏的艺术品位和层次，成为南戏与明清传奇间最为重要的桥梁和中介，而且为明清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资源，对明清戏剧的理论批评、舞台表演等影响深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琵琶记》戏剧范式”的理论构想，通过“范式”这一研究视角，整合《琵琶记》文本及其在明清时期批评、创作、表演等领域之间的文献资料，梳理《琵琶记》与古代戏剧发展史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琵琶记》的戏剧范式地位和意义，为《琵琶记》与古代戏剧史研究做出有益补充。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琵琶记》戏剧主题范式。《琵琶记》通过以情动人的创作手法来实现其伦理道德教化的创作主旨，情理交融是《琵琶记》伦理主题的最主要特征。明清剧论家和剧作家对《琵琶记》主题的阐释和接受，大致可分为两条路径：其一为片面传扬《琵琶记》教化主题而推向极端，使剧本沦为道德说教的工具；其二为领悟《琵琶记》情理主题的美学内涵而从中学会了以情化人、以情揆理的创作方法，实现了伦理道德教化剧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第二章为《琵琶记》戏剧结构范式。《琵琶记》在宋元南戏点线式结构的基础上，吸收北曲杂剧组合式结构的优势和特点，成功地运用了生、旦双线交叉的情节结构和冷热调剂的排场结构。《琵琶记》的结构方式被明清剧作者奉为圭臬，成为明清传奇遵行不悖的模式。本文指出生、旦为主的脚色体制和曲牌联套的音乐体制是《琵琶记》结构范式得以莫定的保障。在明清剧论中，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第一次对《琵琶记》的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点，代表了文人评剧的看法和观点；李渔则是从戏剧家的眼光，将《琵琶记》作为其结构理论的范例作品加以阐释。《琵琶记》的结构范式因此在案头和舞台两个层面上得到后世戏剧理论家的传扬。第三章为《琵琶记》戏剧语言范式。从戏剧发展史来看，《琵琶记》典雅化的语言风格开启了南戏文人化的先声，间接地促成了明代文词派的出现。从戏剧语言艺术本身来看，《琵琶记》中主要人物的语言或典雅而不雕琢，或本色而不俚俗，为后世剧作的语言风格树立了雅俗共赏的典范，同时，《琵琶记》对语言舞台性和文学性的双重追求，也为后世剧作创作具有较高艺术格调的戏剧舞台语言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在明清剧论围绕着《琵琶记》、《西厢记》和《拜月亭》展开的论争中，所涉及的语言以及戏剧创作方法论和艺术审美境界等的一系列理论命题，对于深入认知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审美价值都不无裨益。而《琵琶记》作为“词曲之祖”成为论争中众所瞩目的焦点和中心。第四章为《琵琶记》戏剧音律范式。《琵琶记》规范整饬的曲牌字格和曲牌套数，得到了明清剧论家和剧作者的一致认可。而它建立在南方方言基础上的用韵特征，却使其成为明清曲学家论争的焦点，批评者借以建立新兴昆腔的音乐体制，而褒扬者更看重其自然协律的特点。作为曲谱中选曲最多的剧作之一，《琵琶记》的音律范式一方面通过曲谱得到了延续和传承，另一方面又通过剧作家的主动模仿而逐渐定型。《琵琶记》的音律特征是其成为“曲祖”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