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是鲁迅个人重要的人生事件,是他颇具戏剧色彩的生命转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关键问题。这一事件最早出现在《仙台书简》中,后又在《<呐喊>自序》《著者自叙传略》和《藤野先生》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通过鲁迅的再三言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弃医从文”的“神话”被建构起来。在引发“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中,鲁迅创造了经典的“看与被看”二元对立模式,有力地批判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有日本学者展开针对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研究。1943年,日本学者竹内好通过深入的剖析,率先对“幻灯片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此后数十年,中日鲁学家纷纷投入对鲁迅“弃医从文”整体事件(包括“幻灯片事件”“找茬事件”等)的研究当中,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在大量搜集和总结中日鲁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观念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研究背景的对比中,笔者将20世纪近百年的中日鲁迅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二战前后(1943-1949)、冷战前中期(1950-1977)、中国“新时期”以来(1978-)。笔者依次分析了二战前后政治对文学的作用,冷战前中期研究的不同走向,以及1978年至今中日鲁迅研究从相遇、碰撞到交融的过程。在研究方法的比较过程中,笔者主要从影响研究入手,重点分析了中日鲁迅“弃医从文”研究的交互性特点。通过批评观念的对比,还可发现日本的实证主义倾向和中国尚存的观念先行问题。借助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能更加清晰地了解中日鲁迅“弃医从文”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各自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两国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个案研究的中日鲁迅“弃医从文”比较,是不同时空背景下中日鲁迅乃至近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缩影。中日鲁迅研究作为“亚洲鲁迅”的一部分,还为后者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日作为亚洲地区鲁迅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两个国家,虽然在社会背景、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却又共同为增强鲁迅研究的活力,促成平等多样的亚洲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