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已经成为了各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局面。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842亿美元,同比增长17.6%,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而在投资分布方面,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相较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并不完全具备以上优势。中国企业之所以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除了企业自身资源优势的积累、产业竞争的作用,中国制度调节也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而目前从制度角度出发,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还十分缺乏,但其作用却不能忽视。首先,从宏观政府角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范围和力度,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目前国内市场日渐饱和,资源紧缺,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的经济形势下,继续推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程符合我国目前的发展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提高效率,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支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同时,我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虽然迅速,但是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投资的过程与结果都还存在许许多多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在跨国经营方面经验不足,另一方面也映衬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从企业层面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开拓海外市场,通过技术逆向溢出实现技术、管理水平升级,克服国内资源不足等,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利用政府制度政策红利,弥补其在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劣势,也极具现实意义。在理论研究方面围绕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一直是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但是之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在产业角度或微观企业角度来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对制度调节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还比较少,大多还停留在理论研究或案例分析的阶段。通过宏观数据检验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作用的研究可以对此领域的研究进行较好的补充。本文主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制度特色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特征,选择政府参与度、金融信贷支持、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非正式制度相似度这四个制度因素作为变量,运用GLS回归模型,对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作实证检验,分析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实际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