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封建历史上外交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其国际性在时空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超秦汉。初唐前期君主的开拓直接致使大唐外交礼制雏形初现,日臻完善。这一礼制以国君自尊为“天可汗”而稳居宗主国之位为主要内容。该时期对外交往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政策之开放,促成了“万国朝宗”的盛大局面。其外交文书收授对象众多,以朝鲜半岛与西北吐蕃、突厥政权为主要受众；涉及事项繁杂,以征伐战争为主要内容；采用文种由诏一支独大。唐代的天朝正宗地位并非凭空而名,初唐的统治者为赢得此地位在外交事务上慎之又慎,踏出了卓绝的一步。初唐前期,高祖、太宗与高宗三朝,流存于世且有完整文本可考的外交文书多收于《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册府元龟》、《文馆词林》等史籍中,对象集中于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以及西北方薛延陀、吐谷浑、突厥等国。本文通过系统研究官修史集、文书汇编和学术专著等文献材料,以初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高宗弘道年间为时间节点,重点考察初唐对其他政权的具体外交文书,探讨其在特殊背景下维护初唐政局稳定、赢取天朝正宗地位的有效性与实用性。初唐前期的外交文书,从其文本不仅可以考察外交活动的轨迹,同时也体现出初唐前期统治者的外交思想层面的诸多内涵,比如其一以贯之的华夷观、以德服人,胸怀四海,一家无外的外交姿态以及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清晰有序的外交思路这使得初唐前期的外交文书对于现今中国的和平外交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